管子(四部)

2020-02-21 03:19:11 作者:厚景  阅读:166 次  点赞:2 次  鄙视:0 次  收藏:0 次  由 s.ymcz.com 收集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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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法:


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,是因为君道强明;所谓混乱的国家,是因为臣下的“私术”太盛。君尊臣卑,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,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;百官尽职,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,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。所以,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,国家就要混乱;把国权专授于人,君主就会失园。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: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,叫作“灭”;发出而中道停留,叫做“壅”;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,叫作“塞”;上达而中道停止,叫作“侵”。灭、侵、塞、壅现象的产生,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。所以先王治国。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,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。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,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。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,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。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。因此,有了法度的裁断,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;有了权衡的称量,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;有了寻丈的计算,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搞差错。君主若放弃法度,按照虚名用人,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;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,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。因此,官吏的治理不好,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,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。而这样下去,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,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。于是他们忘记君主,拼命结交,而进用同党;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,朝廷内外都成朋党,虽有大的奸恶,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。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,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。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,那么,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。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,而一次不到朝廷;百般考虑其自家,而一次不谋国事。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,但不是拥护君主的;百官虽然很齐备,但不是治理国事的。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。所谓“国中无人”,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,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,不力求尊奉国君;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,而不肯为国任事;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,也不以公职为事,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。因此,先王的治国,用法度录取人材,自己并不推荐;用法度计量功劳,自己并不裁定。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,败类也不可能伪装;夸誉者不能进用人,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。这样,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,分明就容易治理,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,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。

正世:


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,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,调查国家的事务,了解人民的习俗,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,然后着手进行。这样,法制才能成立,政治措施才能贯彻。
 
  大概人民不团结,国家不安定,过失不在君主,就在下边。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,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,重收赋税,枯竭民财,急征徭役,疲困民力,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;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。人民已经到了侵夺、惰慢的地步,再用刑法来惩罚,那就是刑罚越重,祸乱越起。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,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,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。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,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。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,宽政,薄税而缓征徭役,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,取巧行诈,以力相争,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。过在下边,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,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,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。暴人不制服,邪乱不停息,则统治人民的君主,其势力将受到损害,而权威日见下降。
 
  所以,作为君主、最重要的是一个“胜”字。所谓胜,法度能成立,政令能贯彻,就叫做“胜”。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,群臣就守法尽职,百官也有法可依。“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”,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,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。这样,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,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。
 
 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,并非仅只一人。他们立赏有薄有厚,行禁有轻重,做法不一定相同,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,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,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。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,立赏就不可不厚,行禁就不可不重。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,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。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,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。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,想要役使人们做事,则不肯尽力;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,想要禁止人们作恶,则恶人不会平息。于是,颁布法令,人民也不会听从了。所以,赏不足以令人激励,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;刑不足以使人畏惧,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。人民,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,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,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,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。如果盗贼不能镇压,邪乱不能禁止,强者劫持弱者,多数欺侮少数,这是天下所最忧虑、百姓所最害怕的。忧患不能除,人民就不得安居;人民不得安居,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。
 
 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,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。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,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。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,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,如果刑罚太轻,罪过不得举发,这就是助长淫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。看起来有爱民之心,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。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。
 
  盗贼不能镇压,良民就生活不安;法禁不能建立,恶人就大量出现。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,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。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,困迫则无所适从,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;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,放纵则淫邪,淫邪则行私,行私则背公,背公就难以使用了。所以,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,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“适中”。不得适中,措施就很难推行。所以治民的“适中”政策,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。所谓圣人,就是懂得治乱规律,深悉人事终始的人。他治理人民,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。所以他确立这个“适中”政策的时候,不迷信古代,也不拘泥于今天,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。
 
  统治人民的方法,莫贵于“胜”。只有保持这种“胜”,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;君主制度确立了,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;下面服从,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。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,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。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。


治国:


大凡治国的道理,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,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,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。何以知其然?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,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,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。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,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,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。所以,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,乱国必然是穷的。因此,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,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,然后再加以治理。
 
  从前,历代的君主,法度不一,号令不同,然而都能统一天下,这是什么原因呢?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。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,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。凡属于治国之急务,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,禁止了这些,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,人民无法游荡求食,就只好从事农业。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,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,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,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,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,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。因此,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、兵力强、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,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,以利于发展农业。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,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。农民终年劳动,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。这样,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。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,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。
 
  凡是农业,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,按年算才可能有余。然而,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,没有定时,农民只好借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。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,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,农民又只好借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。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“五”,春天卖粮的粮价是“十”,这又是一项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。所以,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,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,因为关市的租税、府库的征收、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。—年四季加起来,也等于一项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了。—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,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,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,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。
 
 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、汝水之间。作物生长期早,凋落期迟,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。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。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。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。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。农民卖儿卖女,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。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、士、商、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,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。这样,农民专—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。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,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。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,粮食多则国家富裕。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。富裕而安定,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。
 
 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,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,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。粮食,能吸引人民;粮食,能招引财富;粮食,也能使领土开拓。粮食一多,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。所以,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“邑”,第二次迁徒建成“都”,第三次迁徒建成“国”。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,而人民都跟定他了。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,跟着他必然有利。先代圣王,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,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。所谓兴利,就是有利于农业。所谓除害,就是禁害于农业。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,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,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,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,对他们驱使和调遣,以至于有所杀戮,人民都是不憎恶的。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。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,粮少则人民贫困,贫困则轻视家园,轻家则容易外逃,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“必行”,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“必止”,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,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。法令不能必行。禁律不能必止,出战不能必胜,防守不能必固,这叫作寄生的君主。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。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,是人君的重大任务,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。


内业:



物的精气,结合起来就有生机。在下就产生地上的五谷,在上就是天体的群星。流动在大地之间的叫作鬼神,藏在人的心里就成为圣人。因此,这种气有时光亮得好象升在天上,有时幽暗得好象藏入深渊,有时柔润得好象浸在海里,有时高峻得好象立在山上。这种气,不可以用强力留住它,却可以用德性来安顿它;不可以用声音去呼唤它,却可以用心意去迎接它。恭敬地守住它而不失掉,这就叫作“成德”。德有成就就会产生出智慧,对万事万物全都能掌握理解了。
 
  心的形体,它本身就能自然充实,自然生成。它之所以有所损伤,必然是由于忧、乐、喜、怒、嗜欲和贪利。能除掉忧、乐、喜、怒、嗜欲和贪利,心又可以回到完满的状态。心的特性,最需要安定和宁静,保持不烦不乱,心的和谐就可以自然形成。这些道理,有时清楚地好象就在身边,有时恍惚地好象寻找不到,又有时好象渺茫地追寻不到尽头,实际上考察它并不很远,因为人们天天都在享用着它的德惠。
 
  道,是用来充实心的形体的,但人们往往不能固守。它走开就不再来,来了又不肯安家常住。模糊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,却又高大地显现在人的心里;昏暗得看不到它的形状,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。看不到形体,听不到声音,却是有步骤地使万物成长着,它就是道。凡是道都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,碰到善心就藏居下来。心静而气不乱,道就可以留住在这里。道并不在远方,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;道并不离开人们,人们就是靠它得到知识的。所以道是高大的,似乎可以寻找得到;又是细微的,似乎追寻不出它一定的所在。道的本性,讨厌声音语言,只有修心静意,才能得道。道这个东西,是口不能言传,目不能察看,耳朵也听不到的;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;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,得到了它就能生长;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,得到了它就能成功。凡是道,没有根也没有茎,没有叶子也没有花朵。但万物由于得到它才产生,由于得到它才成长,所以把它叫作“道”。
 
  天在于正,地在于平,人在于安静。春秋冬夏是天的时令,山陵川谷是地的物材,喜怒取予是人的谋虑。所以圣人总是允许时世变化而自己却不变化,听任事物变迁而自己却不转移。能正能静,然后才能够安定。有一个安定的心在里面,那就能耳目聪明,四肢坚固,就可以作为“精”的留住场所。所谓“精”,就是气中最精的东西。气,通达开来就产生生命,有生命就有思想,有了思想就有知识,有知识就应及时停止了。凡心的形体,求知过多,则失其生机。
 
  一概听任于物而能掌握物的变化叫“神”,一概听任于事而能掌握事的变化叫“智”。物变化而自己的气不变,事变化而自己的智不变,这只有坚持专一的君子才能做到吧!专一而不失,就能够统率万物了。君子使用万物,不受外物支配,就是因为掌握了专一的原则。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,口里说的就会是治理好的话,加于民众的就将是治理好的事,这样,天下也就会治理好了。所谓“一言得而天下服,一言定而天下听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
 
  外形不端正的人,是因为德没有养成;内里不虚静的人,是因为心没有治好。端正外形,修伤内德,如天之仁,如地之义,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,明彻地认识万物。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,不让外物扰乱五官,不让五官扰乱内心,这就叫作“中有所得”。
 
  本来有“神”存在心内,不过一往一来,难得猜测。但心内失去了神就纷乱,得到了神就安定。严肃地把心里的杂念打扫干净,“精”就会自然到来。纯洁思想记住它,宁息杂念疏理它,抱着严肃而畏敬的态度,“精”就会极为安定。得到“精”而不舍弃,耳目等器官就不会迷惑了。
 
  心别无所图,只一个平正的心在里面,对待万物就会有正确标准。道布满在天下,并且普遍地存在人们的身边,人们自己却不能认识。只要有一个字的了解,就能够上通于天,下至于地,而且布满在九州。怎样才能了解呢?在于心能平定。我的心能平定,五官就会平定;我的心能安静,五官就会安静。平定要由心,安静也要由心。
 
  心中包藏着心,心里面又有个心。那个心里面的心。先生意识,再说出话来。有了意识,然后理解具体形象,理解形象。然后有话可说。有了话,然后有着使唤调遣的作用;有了使唤调遣作用,然后可以管理事物。不能管理,就会造成纷乱;纷乱了,就会造成灭亡。
 
  精存在心,人就自然牛长,表现在人体外面就仪态安闲而颜色光鲜,藏在内部则是一个不竭的泉源,浩大而和平,形成气的渊源。渊源没有枯竭,四肢才能坚强;泉源没有淤塞,九窍才能通达。这样就能全面认识天地,普察四海。心中没有迷惑不明的东西,体外就没有邪恶的灾祸。心在内部保持健全,形体在外部保持健全,不逢天灾,不遇人害,这样的人就叫作圣人。
 
  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,形体上就表现为皮肤丰满,耳目聪明,筋骨舒展而强健。他进而能够顶天立地,目视如同清水,观察如同日月。严肃谨慎地保持正静而没有差失,德行将与日俱新,并且遍知天下事物,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。这样恭敬地发展其内部的精气,就叫作内心有得。然而有些人不能返回到这样的境界,那是生活上的差失造成的。
 
  道,一定是周到而细密、宽大而舒放、坚实而且强固的。能作到守善而不舍,驱逐淫邪,去掉浮薄,充分领会守善的最高准则,就可以返回到道德上来了。健全的心在内部,外面是不能隐蔽的,自然表现在形体容貌上面,也表现在肌肤颜色上面。善气迎人,相亲如同兄弟;恶气迎人,相害如同刀兵。这种不说出来的声音,比打雷击鼓还传得快。这心和气的形体,比太阳和月亮还更光明,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。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善,刑罚不一定能够惩过。而气的意向对头,天下就可以顺服;心的意向安定,天下就可以听从。
 
  能够专心一意在气上,就会象神明一样,可以把万物完全收存在心中。问题是人们能专心么?能一意么?能做到不用占卜而预知凶吉么?能够要止就止么?能够要完就完么?能做到不外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?思考吧!思考吧!再重复思考下去吧!思考不通,鬼神将帮你想通。其实这不是鬼神的力量,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。
 
  四体都能端正,血气都能平静,一意专心,耳目不受外物的迷惑,这样,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象对于近旁的事物一样。思索产生智慧,懈怠疏忽产生忧患,残暴骄傲产生怨恨,忧郁产生疾病,疾病因迫乃导致死亡。一个人思虑过度而不休息,就会内生困窘,外受胁迫,如不早想办法,生命就离开他的躯体。吃东西最好不要吃饱,心思最好不要用尽,调节得当,生命自会到来。
 
  人的生命,是由天给他精气,地给他形体,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。两者调和则有生命,不和就没有生命。考察“和”的规律,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,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。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,融化在心里,就是长寿的来源。忿怒过度了,应该设法消除。节制那五种情欲: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心、除去那两种凶事:喜、怒,不喜不怒,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。
 
  人的生命,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。生命有失,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。可以说,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歌,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,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,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,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虚静。内心虚静,外表敬慎,就能恢复精气,精气也将大大地得到稳定。
 
  关于食的规律:吃得太多,就伤胃而身体不好;吃得太少,就骨枯而血液停滞。吃得多少适中,才可以实现舒和,使精气有所寄托,智慧能够生长。如果是饥饱失度,那就要设法解决。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,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,老年人就更要珍惜动脑筋思考。吃饱而不赶快活动,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;饥饿而不停止思考。饱食也不能消除饿意;老人而不珍惜思虑,衰老的躯体就加快死亡。心胸宽广而敞亮,意气宽舒而开阔,形体安定而不游移,能保持心意专一而摆脱各种骚扰,见利不被引诱,见害不生畏惧,心情宽舒而仁慈,自身能独得其乐,这些就叫作“运气”的功夫,而且意念的运行也好象升行在天空一样。
 
  人的生命,一定要依靠欢畅。忧愁与恼怒—就会失去生命的正常秩序。心里有忧悲喜怒,“道”就无地可容。有了爱欲的杂念就应当平息它,有了愚乱的思想就应当改正它。不用人为地引来推去,幸福将自然地降临。道是自然到来的,人可以借助道的到来而予以谋虑,虚静就能得到道,急躁就会失掉道。灵气在人的心里,有时来有时消逝,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,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。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。要是心能够平静,道自然会安定下来。得道的人,邪气能从肌理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,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。能实行节欲之道,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。



封禅:



 桓公既成霸业,在葵丘大会诸侯,自己想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。管仲说:“古代封泰山祭天,禅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,而我所能记得的不过只有十二家。这就是古代的无怀氏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伏羲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神农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炎帝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黄帝封泰山祭天,禅亭亭祭地;颇项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帝倍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尧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舜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禹封泰山祭天,禅会稽山祭地;汤封泰山祭天,禅云云山祭地;周成王封泰山祭天,弹社首山祭地。他们都是承受天命然后才举行封禅大典的。”桓公说:“我北伐山戎,远过孤竹国;西伐大夏,涉渡流沙河,束战马,悬兵车,攀登卑耳山,南伐到了召陵,登熊耳山以望长江汉水。与各诸侯国兵车之会有三次,乘车之会有六次,做到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各国诸侯没有敢违抗我的。这同古时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,有什么不同呢?”管仲看到不能用道理说服桓公,因而只好举出事实来,说:“古时举行封禅大典的国家,盛在祭器里的是郁山上的黍和北里长的禾;铺在地上作为垫席的是江淮之间特产的三脊茅草。东海送来比目的鱼,西海送来比翼的鸟,然后,不召而自至的东西还有十五种之多。
 
 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凤凰麒麟不来,象征祥瑞的嘉谷不生,然而蓬篙蔡莠等杂草却很繁茂,鸱枭之类的凶禽恶鸟却不断来临,还想要举行封禅的大典,岂不是不应该么?”于是,桓公便把封禅的事情作罢。


小问:
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怎样才能做到治而不乱,明察是非而不受蒙蔽呢?管仲回答说:“分清责任来安排官职,就可以做到治而不乱,明而不蔽了。”桓公说:“请问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?”管仲回答说:“努力耕种土地而合于农时,就一定能使国家富裕了。”桓公又问说:“我要行大仁大义,以利于天下,怎样办才好?”管仲回答说:“惩罚暴国,禁止恶行,使覆亡之国复存,斩绝之嗣得续,并赦免无辜的罪人,那就是大仁大义了。”桓公说:“我听说过,惩罚暴国,禁止恶行,赦免无罪的人,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武器,攻取敌人的策略,而后才能做到惩暴禁恶,而赦免无罪。请问关于胜敌的武器问题?”管仲说:“选取天下的豪杰,收集天下的精材,招请天下的良工巧匠,就有胜敌的武器了。”桓公说:“攻取敌人的策略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摧毁他们的设备,消散他们的积蓄,夺取他们的粮食,就没有什么坚固城池可守的了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如何选取豪杰之士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嘉美而敬礼之,优待而不相欺,天下的豪杰之士就来了。”桓公说:“收集天下的精材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;“价值五的给六,价值九的给十,不可在价钱上限其定数。”桓公说:“招请良工巧匠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出三倍的工钱,他们就不远千里而来。”桓公说:“我已经听明白关于胜敌的武器和攻取敌人的策略了,请问出兵袭击城邑时,举措预知先后,不失地利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要花钱收买耳目,要了解放国地图。”桓公说:“怎样才能保持野战必胜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运用奇兵。”桓公说:“我想普遍掌握天下的情报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小的方面如不认真了解,就不能了解天下的情况。”桓公说:“一守,一战,一侦查,这三者都有可忧之处。人民若没有必死的决心,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守战的危难,人民若不肯坚守信用,就不能靠他们进行对外侦查。依靠不肯死难的人民而求其能守和能战,依靠不肯守信的人民而求其向外侦查,这是兵家三种愚昧的表现。要使人民有必死精神和坚决守信,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要明确三个根本条件。”桓公说:“什么是三个根本条件?”管仲回答说:“所谓三个根本,一是固,二是尊,三是质。”桓公说:“这怎么讲?”管仲回答说:“故国、父母和祖坟都在这里,是固定他们的条件;田地、房产和爵禄,是尊显他们的条件;妻子儿女,则是人质的条件。有此三者,然后再张大其声威,激励其意志,人民就能有必死精神而不会欺骗我们了。”
 
  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百姓,管仲回答说:“凡治理人民,一必须知其疾苦,二是要厚施德惠,三是不用刑罚恐吓,四是不用强力禁制。注意这四点,就可以治理好了。”桓公说:“我知道这四条很好,但是人民少,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人民少,并不可怕。从前天子立在中央,地方千里,只要具备上述四条,怎么怕人民少呢?治理人民,不知其疾苦则人民憎恨,不厚施德惠则人民多怨,用刑罚恐吓则人民多行欺诈,用强力禁制则是去者不肯再回,来者也裹足不前了。所以,圣王治理人民,不在乎人口的多少。”桓公说:“好,既然如此,又该怎样具体实行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诚信而极仁,严肃而有礼,认真注意这四者,就可以实行。”桓公说:“请详细加以说明。”管仲问答说:“守信用,人民就相信;行仁政,人民就怀德;严肃,人民就敬畏;有礼,人民就赞美。常语说,舍掉性命而不肯食言,就是信;非其所欲不强加于人,就是仁;内心坚定而仪表端正,就是严;诚信而谦让,就是礼。”桓公说:“好呵:那么治民应当以何事为先?”管仲问答说;“有时先施以政,有时先施以德。在没有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,在没有干旱天灾的时候,百河通畅,年谷丰熟,粮价低,禽兽与人同吃粮食,人们也没有疾病和瘟疫。这时,人民是富有而且骄傲的。治民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的产品,以充实国家仓凛,禁制薮泽的采伐捕获,先抓好政事,随之以刑法,并结合礼乐来劝戒人们以消除淫邪风气。这个就叫作先施以‘政’。如果遇上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,同时也存在于旱之灾,年谷不丰熟,荒年粮价高,人民又有了疾病和瘟疫。这时,人民是穷困而且疲惫的。治民者就应该开放仓凛、山林和薮泽,以供应人民财物,不先讲政事,而先讲宽厚,以消除人民的疲困。这个就叫作先施以‘德’。丰年收聚人民的产品,不夺民财;荒年施予人民以财物,又不失有德;富裕了君主而且满足了人民,这是圣王所行的最好的事情。”桓公说:“好”。
 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我想成霸业,依靠众大臣之功,已经实现了。现在我又想完成王业,还可以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可以召见鲍叔牙来问一问。”鲍叔到,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。鲍叔回答说:“您可以召见宾胥无来问一问。”宾胥无快步而进,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。宾胥无回答说:“古代成就王业的,都是君主的德高,大臣的德比较低,现在是您的大臣德望高。”桓公逡巡后退,肃然离开座位。三人遂慢慢走上前去。恒公说:“从前,周的大王贤明,王季贤明,文王贤明,武王也贤明;武王伐殷取胜,七年而死,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,这才仅仅能控制四海之内。现在我的儿子不如我,我又不知诸位。由此看来,我不能成就王业,是注定的了。”
 
  桓公说:“我想制服人民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不是人君所当说的话。制服人民是容易的。但制服人民这个办法,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。您想要制服人民,就使官吏分条写好刑律,再确定揭发有罪者有赏,不断审查而严于诛杀。这样,人民就被制服了。然而制服人民这个办法,终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。使人民怕您而不亲近您,灾祸很快就会来到自身。虽然人们可能不归咎于您,就是观望不前,不肯出力,也是很危险的。您的国家就将很不安全了。”
 
  桓公视察马厩,问管马厩的官吏说:“马厩里什么工作最难?”管马厩的官吏未及回答,管仲回答说:“我也曾当过养马的官,最困难的事就是并排立木材构筑马栏。如首先立曲的木材,曲木又要与曲木相配,曲木并排立好,直木就无法使用了。如果先用直木,直木又要与直木相配,直木已并排立好,曲木也就无法挤进去了。”
 
  桓公对管仲说:“我要征伐不服从命令的大国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先爱国内,然后才可以憎恶国外的不善者;先安定卿大夫之“家”,然后才可以加害相邻的敌国。因此,先代明王一定要先有所立,然后才有所废;一定是先做兴利的事,然后才去做除害的事。”
 
  桓公登位为君,命令血祭社神进行祈祷。祝史凫已疵献上祭肉之后,祈祷说:“请除掉国君烦苛的毛病和国君多虚少实的作风。”桓公很不高兴,怒目而视祝史凫已庇。祝史凫已庇又再斟酒祭袍说:“还请除掉国君似贤非贤毛病。”桓公发怒,将杀祝史,但却做到了容忍而未杀。把此事告知管仲。管仲于是看到桓公是可以成其霸业的。
 
  桓公骑马,虎看见而躲藏起来,桓公问管仲说:“今我骑马,虎看见都不敢来,是什么原因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是骑着杂毛色的马在路上盘旋,并且迎着太阳奔跑的吧?”桓公说:“是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是{马交}兽的形象,{马交}兽是吃虎豹的,所以虎就疑心了。”
 
  楚国伐莒国,莒国国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。桓公要去援救,管仲说:“您不要去救他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我同莒国的使臣谈话,三次侮辱他的国君,他都不变色。我叫官员把送给他的赠礼扣减三串钱,这使臣便以死相争。有这样使臣的莒国之君,看来是个小人。您不要去救他。”桓公果然没有出救而莒国就灭亡了。
 
  桓公春游,三月天在田野观赏。桓公说:“什么东西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呢?”隰朋回答说:“粟粒,身在甲胄之内,中层有圈城维护,外有尖锐的兵刃。它还不敢自恃其强大,谦虚地自称为栗。这也许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了吧!”管仲说:“禾苗,开始在年少的时候,柔顺得象个孺子;到它壮年,庄重得象一个士人;到它成熟的时候,和悦地愈来愈俯首向根,多么象个君子。天下有了它就安定,没有它就危险,所以叫作禾。这可以同君子之德相比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 
  桓公北伐孤竹国时,在离卑耳溪十里的地方,突然停止前进,惊视前方,挽弓将射,但引而未发。对左右从者说:“见到前面的人了么?”左右回答说:“没有。”桓公说:“事情怕要不成么?我太迷惑不解了。现在我看见一个人,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:戴冠,右手撩衣,跑在马前很快。事情伯要不成么?我太迷惑不解了。怎么会有象这样子的人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我听说登山之神有叫俞儿的,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。当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兴起时,这种登山之神就出现。他跑在马前很快,表示前有道路;撩衣,表示前面有水;右手撩衣,表示可以从右边渡过。到了卑耳溪,有引人渡水的向导说:“从左边渡河,其深没顶;从右边过河,其深至膝。若从右过,是最好的。”桓公立刻拜管仲于马前说:“不知道仲父有这么高的圣人才智,我实在是久当有罪了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我听说过,圣人是先知事物于无形之前的。现在是事物已经有形,然后我才知道,我还不算圣人,不过是善于接受圣人的教导而已。”
 
  桓公派管仲征求宁戚意见,宁戚答复说:“浩浩乎。”管仲不明其意,到吃中饭的时候还在思考。婢女说:“您有什么心事?”管仲说:“不是你所能懂得的。”婢女说:“您不要小看少年人,也不要贱视卑贱者,从前吴国同干国打仗,规定没有脱退乳齿的少年不得进军门作战,国子这孩子拔掉他的牙齿,便进入军门,为干国立很多功。百里莫本是秦国养牛的,秦穆公提拔而为宰相,便称霸诸侯。由此观之,贱者岂可贱视。少年岂可小看呢!”管仲说:“好。桓公派我去征求宁戚意见,宁戚答复说:‘浩浩乎’,我不理解。”婢女说:“里有这样一首:‘浩浩然的大水,游着育育然的白鱼;没有室家,何处招我安居?’宁戚是想要娶妻成家吧。”
 
  桓公与管仲闭门而计划伐莒,还没有行动,就已经传闻于外了。桓公怒对管仲说:“我同仲父闭门而谋伐莒,没有行动,就已经传闻于外,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说:“国中必有圣人。”桓公说:“是的。服役人员有一个执席而食并同时往上看的,一定是他了吧?”于是便让他继续服役。不得轮换。不久,那个东郭邮来了。桓公让礼宾的官吏请他上来,同他分级而立,询问他说: “你是说出伐莒的人么?”东郭邮说:“是!是我。”桓公说:“我未曾说出伐莒而你说伐莒,是什么原因?”东郭邮回答说:“我听说过,君子善于谋划,而小人善于推测,这是我推测出来的。”桓公说:“您是怎样推测的?”东郭邮说:“欣然喜乐。是鸣钟击鼓奏乐的颜色;深沉清静。是居丧带孝的颜色;形貌清澈丰满而手足拇指都有动作。是发动战争的颜色。那天,我看你们两位在台上的情况:口开而不合,是说的“莒”字;举手指划,方向对着莒国。而且我观察小国诸侯不肯服从的,唯有莒国。由此我所以说是伐莒。”桓公说:“好呵!从细微动作里判断大事,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!您请坐下来,让我来同您共同谋事。”
 
  有一个人要求见齐桓公.请求给他大官,授禄千钟。桓公告诉管仲。管仲说:“可以给他。”这人听到之后说:“我不干了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?”回答说:“我听说依靠他人意见用人,不用的时候,也还是听信他人。所以,我不想干了。”

七主七臣:


有的国君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七类君主的为君之道。归纳为“六过一是”,以作为自我鉴戒,总结得失。又依此衡量七种类型的大臣,也有“六过一是”。这种做法真好呵,可说是—件盛事了。
 
  申主:顺应大势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规常法,普遍了解远近情况以加深明察国事。国计收支明审。法令也随着稳定。赏罚坚决,臣民便遵守法度。不采用戒备手段而以德亲和百姓,人民也就朴实了。这样.君主欢娱而安定。官吏敬肃而严谨,人民敦厚亲睦,百官没有邪吏。朝廷没有奸臣。民间无侵夺之事。社会上也没有受刑的罪人。
 
  惠主:赏赐过多以致使国库枯竭,赦奸纵过以致损害国法。国库枯竭则君权衰弱。损害国法则奸门大开。所以说:“凡事做过头了反而归于失败。”
 
  侵主:专好行恶违法以至于自食其果,妄决难知之事以至于闭目塞听。好从事对人窥伺而暗地观察,行事没有常规而法令疲咨无效。如不觉悟,则国家权势皆失。
 
  荒主:眼迷恋五色,耳不离五声,不考虑四大辅臣的意见,不听取谏官的诤言,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国权旁落。如不觉悟,其恶果及于自身。
 
  劳主:职务分工不明,君臣互相干扰,国君与官吏甚至按一样的职务规则行事。用严刑罚的办法加重赋敛,加重了赋敛又更使刑罚严刻起来。改变现状则将陷于混乱,维持统治也将陷于衰败,后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?
 
  振主:喜怒无常,严行诛罚而不讲宽赦,臣下震恐,不知所措,人们就只好回到巧谋虚伪的状态。如不觉悟。法令政策就将日益无力而国家不稳。
 
  亡主:不近人情地怀疑臣下,所以对臣下不敢信任。事事部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。事多则昏愦,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置而不行了。如不觉悟,则余力将全部消耗,见到不善之事,只有滥施刑罚而已。
 
  就个人说,治乱决定于心;就一国来说,存亡决定于君主。天下得失,都是从君主起的。君主重农业,人民就开垦荒地;君主好财货,人们多去做买卖;君主好宫室,工匠就追求巧妙;君主好装饰,女事就讲求靡丽;楚王爱细腰美人,美。人就减食;吴王好击剑比武、国士就轻死。死命和不吃饭,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,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干呢?是因为服从君主的爱好。又何况其他音乐娱乐的风气呢?男不耕田,女不织布,工匠技术致力于无用之处,想要土地生长禾苗,仓库堆满粮食,是根本办不到的。土地无禾苗则人民穷困,人民穷困则有反抗情绪,有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了。一旦强敌动兵起事,虽有能干的人也难得保全。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呢?回答说:从前的约王就是如此。他诛杀忠良,近谗奸而宠女人,好杀而不求真勇,好富而不恤穷人,他无休止地游猎与鼓奏音乐,豪华的楼台庭院不够他住,上千辆游车不够他坐,女乐有三千人。钟石丝竹之声不绝。他那里百姓疲敝,官员不理政事,最终无人拥护,人人都有反心。遇到周武王便成为周朝的俘虏。这是迷惑于物质享受而失去人情,苟图淫乐而忘后患的结果。所以,耗费无度国家必然覆亡,举事不合时宜,必然受害。国家仓库并不是无缘无故用空的,商贾官宦并不是无缘无故败坏的,法度政令并不是无缘无故混乱的,国家也不是无缘无故覆亡的。那是因为时节有春秋,年景有丰歉,政令也有急有缓。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,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,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。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,游商就可以得到十、百倍的高利。百姓的无法务农,贫富的相差悬殊,都是由此而来的。城郭的不能固守。战士的不肯听命,也是由此开始的。大凡亡国败家的,并不是没有土地,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,对农业并无功效。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灾,并不是没有雨露,而是干旱与降雨不合时节。乱世的烦苛政治。并不是没有法令,而是赏功与罚罪不当其人。暴主与昏君。并不是没有心腹之臣,而是他对人的取舍,不合其道。所以,明君有“六务”和“四务”。什么是六务呢?—曰节约用财,二曰任用贤佐,三曰重视法度,四曰刑罚坚决,五曰注重天时,六曰注重地利。什么是四禁呢?春天不要杀伐,不开掘大丘陵,不焚烧大沼泽,不伐大树,不开大山,不放大火,不杀大臣。不征收谷赋。夏天不要拦塞河水入大川,不填塞大山谷。不大兴土木,不射鸟兽。秋天不要赦过、免罪和缓刑。冬天不要封官赐禄,伤害五谷的埋藏。所以春天不行禁政,各种生物就不能生长;夏天不行禁政,五谷就不能成熟;秋天不行禁政,奸邪就不能被制止;冬天不行禁政,地气就不能保藏。四者都违反了,那就阴阳不和,风雨不顺,大水淹没州邑,大风飘屋折树,大火焚地焦草;天上冬天打雷,地上冬天震动,草木夏枯而秋茂;蜇虫不藏在土里,应当死亡的活起来,应当蛰伏的鸣叫起来;草泽多有蛇和蛤蟆,山林多有虫子和蚊子;六畜不繁育,人民多天死,国贫法乱,一派反抗之气从下而起。所以说;楼台亭榭相望,等于是亡国的廊房;驰马游车充斥,等于是引寇的车马;用宝珠装饰的箭和剑,等于是杀身的兵刃;华丽衣饰与彩色绦带,等于是焚烧功业的灶窑。明君懂得这些道理,所以远远离开它们而不愿接近。能够舍此取彼,人君之道就完备了。所谓法,是用来提倡立功威慑行暴的;律,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;令,是用来命令人们管理事务的。法律政令,是治理人们的规矩绳墨。矩不正,不能求方;绳不伸,不能求直。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,权势才是君主独揽的。君主失其所守则国家危险,官吏失其所守则国家混乱。刑罚由官吏裁决则国家得治,权势由君主控制则国家威严,法令得人民拥护则人民对国家亲近。因此。明君总是明于法,慎于权,使上下各有其本分。大凡私弊的兴起,一定从君主开始。君主好道德,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;君主好私利,诽谤吹捧的人就在左右;君主多宠爱而多行赏,但不看功绩,士人就不肯效力;君主多用苛重刑法,但不审核罪行,恶人就不能制止。明君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颁布坚定不移的政令,确立坚决镇压的刑罚。因此,人们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,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,推之则去,招之则来,就象在高处下投重物,又象在地上开渠引水一样。所以法令不烦琐,官吏不劳顿,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,故旧和百姓也都不会抱怨君主了。
 
  法臣:依法度断事,按刑名判案,没有诽谤和夸誉。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定,大臣守法则贿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。这样做是太好了!按刑名断案,讼狱也自会消释。
 
  饰臣:利用克制亲贵来猎取虚名,摆出漠视爵禄的姿态来显示清高。好名则无实,显示清高则不服驾御。正如《故记》上所说:“大臣好名无实,君主就丧失威势;大臣不服从驾御,有如马失辔头,那还怎么控制呢?”
 
  侵臣:从事暗地窥察来毁坏国家法令,好结交朋友来发展私人情谊。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,刑律再繁坏人也不得制止。君主由此而严行诛杀则失去民心。
 
  谄臣:多造钟鼓并多饰美女来迷惑君主。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听信四大辅臣,谏官也空拿俸禄不肯说话。于是谄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视,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来了。
 
  愚臣: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的,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,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。《故记》上说:“愚忠实际上等于谗贼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 
  奸臣:痛切陈述人情来打动君主,妄开罪党之狱来为同党开路。为同党开路就加罪于好人,加罪于好人又可保证与同党安然相处。所以,这种人善于对君主言人之恶来发展自身,从而使君主失掉亲近的臣民。
 
  乱臣:自己虚伪地推辞功禄,却公开为下面请求厚赏。私下是诽议朝政的祸首,表面上是歌功颂德的干将。用诽议猎取声名,用附和错误伤害君主,而众人不能察觉。此之谓暗地里对君主进攻。

禁藏:


 把“禁”字深记在心,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。能做到以“禁”防“祸”,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。冬天不洗冰水,并不是吝惜冰;夏天不烤火,也不是舍不得火。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。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,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;不听钟鼓之音,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。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,妨碍教化推行。所以,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,然后再要求别人;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,然后管好外部;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。
 
 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,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,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,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,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,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。使百姓不受刑罚,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;百姓有受刑现象,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。从有刑到无刑,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;从无刑到有刑,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。先易者后难,先难而后易,万事都是如此。明君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,该罚的绝不赦免,该赏的绝不拖延,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,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。对于养老扶幼,保全万民来说,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。
 
  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。法,是天下的仪表,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,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。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,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,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,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。这样。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,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,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。这样,法虽然建立起来,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;刑罚虽然确立,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。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,赏给的官位再高,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;赦罪尺度不一致,施予的恩德再大,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;举事不合时令,即使把力量用尽,效果也不会好;判刑不合法度,即使人再多,暴乱也制止不住。按公法行事,刑罚重,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;按私意行事,赏赐多,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。执行法令不合理,民众就不会顺从;措施不得当,民众就不能成事。不研习法度,不完善法度,就应当叫作愚人。
 
  因此,圣明君主的行事,能够俭治宫室,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,则国必富而位必尊;能够撙节衣服、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,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;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、无益的开支,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,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。至于一般的君主,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,并为此费力操心,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,大者可致亡国,小者也危害自身。人的常情是:满足了要求就高兴,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,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。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,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,人情也莫不如此。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,各行所好,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,这里就区别出贤、不肖来了。物产有多有少,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;事情有成有败,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;行动有进有退,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。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,生活享受要有节制:宫室足以避燥湿,饮食足以和血气,衣服足以御寒热,礼仪足以别贵贱,游乐足以发欢情,棺椁足以硷朽骨,葬服足以裹尸体,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。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,不要做无益的事情,这样就意气安定,思想感情不受迷惑。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、衣食丰足;耳聪目明、衣食丰足,就不会彼此争夺,不会互相怨怒,上下可以相亲,用不着动用武力了。所以,克制自身,遵行仪法,再加上节约谨慎,即使不会得福,也不至于灾祸临头。骄傲奢侈,背离法度,违反常理,即使没有祸害,幸福也不会来临。因此。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,警惕自己;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,而自行反省。所以说,荣誉不凭空出现,忧患不无故发生,幸福不挑选人家,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,就是这个意思。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,事情就清楚了。
 
  一切治乱的根源,都从上面开始。所以,善治国者要用“害”来约束人们,用“利”来引导人们,能掌握人们利害者,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。凡人之常情,见利没有不追求的,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。商人做买卖,一天赶两天的路,夜以继日,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,是因为利在前面。渔人下海,海深万仍,在那里逆流冒险,航行百里,昼夜都不出来,是因为利在水中。所以,利之所在,即使干仍的高山,人们也要上;即使深渊之下,人们也愿意进去。所以,善治国考,掌握住利源之所在,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;无需推动,他们也会前进;无需引导,他们也会跟来;不烦民又不扰民,而人民自富。这就象鸟孵卵一样,不见其形,不闻其声,小鸟就破巢而出了。
 
  治国的根本,掌握天时叫作“经”,收得民心叫作“纪”,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,官吏好比网和罟,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,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。。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,利用耕作以当攻战,锄好比剑戟,披蓑好比铠甲,斗笠好比盾牌。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,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。在春季三月时节,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,更换钻隧取火的木料,淘井换水,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。举行春祭,祈祷不生疾病,用鱼做成供品,用曲做成米酒,互相宴请,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。不屠杀禽兽,不打剥禽卵,不砍伐树木,不采摘花朵,不损伤竹笋之芽,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。帮助鳏寡,赈济孤独,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,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,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。颁发各种政令,赦免罪轻的人,放出拘押的人,调解纠纷,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。在夏季时节,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,加爵禄,提官职,礼敬孝悌卓著的人,为艰苦劳动者免除谣役,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。在秋天,行使各种刑罚,处杀罪大恶极的人,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。在冬天,做好五谷收藏,收聚各类产品,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。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,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。这样,春天仁慈,夏天忠厚,秋天严峻,冬天收闭,顺天时,管地宜,再合乎人和,就可以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草木繁茂,六畜兴旺,国富兵强,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,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,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。
 
  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,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,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。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,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。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,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,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。所以,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,其兵力削弱;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,其法度混乱;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,国家陷于贫穷。因此。施德必须博厚,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;赏罚必须情实坚决,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。
 
  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,不是依靠内城外郭。而是依靠什、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。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,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。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。这样,逃亡者无处隐藏,迁徒者无处容身,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,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。这样,人民无逃亡之意,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。这样,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,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。用法制管理人民,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,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。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,人民去就的方向,就象火的避湿就干,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。人民赖以生活的,不外衣食;食物赖以生产的,不外水土。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,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。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。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,亩产一石,则每人有三十石。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,糠{麦夫}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,则每人共五十石,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。这样,国家有积蓄,人民也有余粮。就像 和钩用来算定多少、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,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。所以,善治国者,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,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。土地够用,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。
 
  凡是据有天下的,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,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。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。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。第一,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。设法削减他的权力。他若怀有二心,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。大臣不为君主效力,其国家就宝宝可危。第二,查明敌国君主暗个憎恶的大臣,设法加强贿赂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。有人身居国内。情通国外,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。第三,了解放国君主淫乐,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。送给他乐队美人,在内蒙蔽他;送给的诌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,在外蒙蔽他。内外蒙蔽,可以促成其国败。第四,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。形同兄弟。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,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。又派人到别国去,唆使别国同他背约、断交、反目,由此战争必起。两国相敌,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。第五,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。敬事其忠臣,挑拨其属下,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。离心离德。离不能合,一定自相残杀。忠臣死掉。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。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。

入国:


  入国才四十天,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教。第一叫作老老。第二叫作慈幼,第三叫作恤弧,第四叫作养疾,第五叫作合独,第六叫作问病,第七叫作通穷,第八叫赈困,第九叫作接绝。
 
  所谓老老,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“掌老”的官,规定年在七十以上的老人,一子免除征役,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;八十以上的,二子免除征役,每月有馈肉;九十以上的,全家免役,每天有酒、肉的供应。这些人死了,君主供给棺停。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弟:细做饮食,询问老人要求,了解老人的嗜好。这些就叫作“老老”。
 
  所谓慈幼,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“掌幼”的官,凡士民有幼弱子女,无力供养成为拖累的,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“妇征”,养四个全家免除“妇征”。养五个还配备保姆。官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。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。这就叫作“慈幼”。
 
  所谓恤孤。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“掌孤”的官,规定士民死后。子女孤幼,无父母所养,不能自己生活的,就归同乡、熟人或故旧抚养。代养一个孤儿的,一子免除征役;代养两个,两子免除;三个,全家免除。“掌孤”的官要经常了解情况,一定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瘦弱情况而进行救助。这就叫作“恤孤”。
 
  所谓养疾,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“掌养疾”的官,聋、盲、喑、哑、瘸腿、半身不遂、两手相拱而不能伸开的人们,不能生活自理的,官家就养在“疾馆”而供给饮食。直到身死为止。这就叫作“养疾。”
 
  所谓合独,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“掌媒”的官,丈夫没有妻室叫作鳏,妇人没有丈夫叫作寡,取鳏寡而加以配合。予田宅而使之安家,三年后给国家提供职役。这就叫作合独。
 
  所谓问病,就是在城市、国都要设有“掌病”的官,士民有病的,“掌病”以君主旨意慰问:九十岁以上的,每天一问;八十以上的,两天一问;七十以上,三天一问;一般病人,五天一问。病重者,向上报告,君主亲身慰问。“掌病”的官要巡行国内,以慰问病人为专职。这就叫作“问病”。
 
  所谓通穷,就是在城市、国都要设有“通穷”的官,若有贫穷夫妇没有居处。贫穷宾客没有粮食,其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的,给予赏赐;不报告的,给予惩罚。这就叫作“通穷”。

九守:


 主位
 
  安定沉着而保持静默,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,虚心平意地准备着和等待着。
 
  主明
 
  目贵在明,耳贵在聪,心贵在智。利用天下人的眼睛看,没有看不到的事物;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听,没有听不到的消息;利用天下人的心思考虑,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。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同行事,聪明就不会被蒙蔽了。
 
  主听
 
 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:不要一下子就拒绝,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。肯定则可能失误,拒绝则可能闭塞。要象高山一样,仰视看不到顶;象深渊一样,计量摸不到底。象神明的德性一样,端正、冷静到极点。
 
  主赏
 
  行赏贵在信实。处刑贵在坚决。刑赏信实坚决,对于亲身耳闻目见的人兑现了,那么,没有亲身见到的,也无不潜移默化了。“信实”这一点,有着畅行天地、通于神明的力量,何况对于奸邪的人们呢?
 
  主问
 
  一是天上的,二是地上的,三是人间的。四方上下,左有前后。不清楚之处都在哪里呢?
 
  主因
 
  心不包办九窍的事,九窍会治理得好;君主不包办大臣的事,大臣会治理得好。做好了的,君主给予赏赐;犯错误的,君主给予刑罚。君主只需利用人们提供的成果,因而给予赏罚就不至政务烦劳了。圣人就是能做到“因势利导”,所以就能管理。因势利导能够合理,所以国运长久。
 
  主周
 
  人君不可不注意保密,不保密则群臣在下面会发生混乱。静默地不露出任何倾向,使内外不串通消息,人们怎么能产生不满呢?传话的门户不开,好坏的传闻也就没有发源地了。
 
  主参
 
  第一是看得远,第二是听得远,第三是做到明察。明察到了解千里之外和隐微之中的情况,便可以洞察奸恶。奸恶被洞察,变乱就被阻止了。
 
  督名
 
  依照名称考察实际,根据实际确定名称。名、实互相促进,反过来又互为说明。名实相当则治,不相当则乱。名产生于实,实产生于德,德产生于理,理产生于智,智则产生于“当”。


桓公问:


  桓公问管仲说;“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,常得天下而不亡,能办到么?”回答说:“不急于创始,不急于作新,等到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。不可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。要调查了解人民之所恶,以便自身为戒。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议制度,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;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,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;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,君主就不受蒙蔽;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,可以准备人们上告;汤有总街的厅堂,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;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,贤者都得以进用。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、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。”桓公说;“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,应当叫什么名字呢?”回答说:“名称可叫作‘喷室的咨议制度’。就是说: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,刑罚要审慎而无人犯罪,政事要简而易从,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。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,就称之为‘正士’,其意见都纳入‘喷室’的咨议制度来处理。负责办事的人员,都要把受理此事作为本职工作,而不许有所遗忘。这项‘喷室’的大事,请派东郭牙主管。此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。”桓公说:“好”。

度地:


  从前,桓公曾问管仲说:“请问勘察地势建立都城的工作,应如何进行为好?”管仲回答说:“就我所知,能成王霸之业的,都是天下的圣人。圣人建设都城,一定选在平稳可靠的地方,又是肥饶的土地,靠着山,左右有河流或湖泽,城内修砌完备的沟渠排水,随地流入大河。这样就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,既供养国人,又繁育六畜。天下的人们,都可以受到他的德惠。如果加以区划,不够‘州’的叫作‘术,,不够‘术’的叫作‘里’。所以,百家为里,十里为术,十术为州,十州为都,十都为霸国。不到霸国规模的,是一般诸侯国。就拥戴天子的情况来说,天子可以有上万个诸侯国,其中分公侯伯子男五等。天子是居于中央的,因为这可以利用全国的自然资源,征收全国的土地财利。都城建设应当是内修‘城’,外修‘郭’,郭外筑护城壕:地势高则挖沟,地势低则筑堤。这才配称作牢不可破的城池。城墙上种植荆棘,使之交错纠结,用来加固城墙。每年都不断地增修,每季也不断增修,使之造福于子孙后代,这关系着人民生命万世无穷的利益,也是对人君的保障。大臣管好都城效忠于国君,国君凭借都城以统治天下,所以能成为天下百姓的根本。这项建设都城的工作,既是宰相的职责,也是所有大臣的义务。善治国者,还必须先除去五害,人们才可以终身免除祸患而做到父慈子孝。”
 
  桓公说;“我想听听五害的内容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水是一害,旱是一害,风雾雹霜是一害,瘟疫是一害,虫是一害。这叫作五害。五害之中,以水害为最大。清除五害,人民就可以治理好。”桓公说:“那我就先听水害的内容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水有大小,又有远近。从山里发源,流入大海的,叫作‘经水’;从其它河流中分出来,’流入大河或大海的,叫作‘枝水’;在山间沟谷,时有时无的,叫作‘谷水’;从地下发源,流入大河或大海的,叫作‘川水’;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的,叫作‘渊水’。这五种水,都可以顺着它的流势来引导,也可以对它拦截控制,但隔不多久,常常会发生灾害。”桓公说:“水,可以拦截控制而使它流往东西南北,以至流往高处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。水的性质,如从高处往下流就快,以至于把石头冲走;而从下面往上走,就停而不行。所以,把上游水位提高,用瓦器引导下来,瓦器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,水就可以急行满四十九里。然后使水迂回流到更远的地方,顺应其流势往高处。水的性质,走到曲折的地方,就停而后退,满了,后面就推向前进,地低则走得平稳,地高就发生激荡,地势曲折就将冲毁土地。如地势过于曲折,水流就会跳跃,跳跃则偏流,偏流则打旋,打旋则集中,集中则泥沙沉淀,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,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,河流改道则水流激荡,水流激荡则河水妄行,妄行则伤人,人伤则贫困,贫困则轻慢法度,轻慢法度则难于治理,难于治理则行为不善,行为不善就不服从统治了。所以,五害之类,与杀人伤人一样,其祸患是相同的。懂得防备五害,人就可以主宰天地了。”
 
  桓公说:“请问防备五害的办法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消除五害,以水害为先。请设置水官,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;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,统率校长、官佐和各类徒隶。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,用为水工头领。派他们巡视水道、城郭、堤坝、河川、官府、官署和州中,凡应当修缮的地方,就拨给士卒、徒隶修缮。还发布命令说:每当秋后,要对民间普查,检查户口和土地,核实人口的数量,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。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,免役;久病不能服役的,按病人处理;只能少做的,按半劳力处理。经过普遍调查来选定各地的甲士,作为服兵役的总人数,上报于‘都水官’。都水官就依此下去视察,如看到人数有余或人数不足,就通知下级的水官。下级的水官也把选定的甲士作为征兵的人数,会同三老、里有司、伍长等到里中具体调查,最后还要与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。至于查看治水的工具,要在冬闲时进行准备。土筐、锹、夹板、木夯,每什准备六件,土车每什准备一辆,防雨车篷每什两部,食器要求每人两套,保存在里内,以备损坏遗失。以后要经常命令治水官吏与工匠头领依靠三老、里有司、伍长等技规定检查。经常于每月初一日开始,去查看所准备的工具,留取完好坚实的,修补残破老旧的,淘汰质量粗劣的。经常在冬闲时,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,积放在水旁。州大夫率领完成此事,千万不可耽误。积累木柴,在农事完结以后;修筑堤坝,在春耕开始以前。此时天气睛和,白天又比较长,就这些条件看,好处极大。所以经常在没有水害时备好器材,有事及时使用,水可以常被控制,并使之没有危害。这就叫作平素有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了。”
 
  桓公说;“应当在什么时候动工呢?”管仲说:“在春季三月份里,天气干燥,是水少流细的时节。此时山河干涸水少,天气渐暖,寒气渐消,万物开始活动。旧年的农事已经做完,新年农事尚未开始,草木的幼芽已经可以食用。天气的寒热逐渐调和,昼夜的长短也开始均分。均分后,夜间一天比一天短,白天一天比一天长。这时有利于做土工上事,因为堤土会日益坚实。可以派可以甲士在河边修筑堤坝,堤的基础要宽,上面要窄。使长堤沿河而行。在附近的不毛之地。一定要挖出水库。大水库修堤,小水库修防,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,以防止伤害庄稼。大堤要年年进行修补,堤身上要种植荆棘灌木,以便加固堤土。还要间种柏、杨等高大树木,防止洪水冲决。人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好处,简直象一潭流动的脂膏。守堤工作派贫户去做,依次给他们划好地段,以保持河堤不坏。至予在夏季三个月里,自然界变化强烈,大暑来到,万物茂盛。应做好农田除草。政令不要干扰农事,征发劳役也不可时间过长。这时不利于做土工工事,因为它妨害农事,徒花费一半工费,土工也无成就。在秋季三月,山川百泉涌水,大雨降,山洪发,入海路远水难疏泄,秋雨连绵,天地呈凝合状态。此时应抓紧秋收,使之颗粒归仓。所谓“收割一天,食用百日”。人民无分男女,都要到田间劳动。此时不利作土工工事,因潮湿之气日生,土质松软难成。徒花费十分之六的工费,十工之事也无成就。在冬季三个月里,天地收闭。暑雨止。太冷到,万物实熟。此时应补修屋舍,修缮边防城寨,修理城墙道路,调正度量衡,处理狱中罪犯,蓄积草料粮食,以及君主举行娱乐活动和祭神。由于一年之事全告完成.还应当表彰有功,赏贤惩罪,升迁官吏而提高他们的等级。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,徒花费十分之七的工费,而土冻难成。此时昼愈短而夜愈长,天寒利在室内劳动,甚至在外堂都不适宜。把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得当,其它四害也都可以制服了。”
 
  桓公说:“寡人愚笨,还不知道制服其它四害应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冬天若动土工,散发地藏,则夏多暴雨,秋天也霖雨不止。春天若不把枯骨朽尸掩埋好,不把枯木砍伐掉。则夏旱就会来临。夏天有大露和大瘴.凝聚在植物上,吃了就会伤人。民多疾病而不止,就会恐慌不安。国君要派出各部门的官吏偕同三老、里有司、伍长等到各里训话,命令百姓各家生火蒸煮食物;地里、院里都要盖井。并不使毒气沾污食器,防止饮水伤人。还要注意发生虫灾毁伤庄稼的事情。大凡发生天灾,治国者谨慎组织预防,十之八九不会死人。至于太冷、大热、大风、大雨,凡是不合节令发生的,叫作‘四刑’。有的遇上就死,有的则幸存。治国者即使谨慎组织预防,也难免伤人。所以,官吏是应当做好教训工作的,三老、里有司;伍长等人是要做好示范工作的。做好了防止五害的工作,人民就没有更多要求了,因为要求已经满足。所以要经常利用冬天训练三老、里有司和伍长们,并最后定出赏罚,使他们有功者必得其赏,有过者也受其罚。五害不能为祸,国君的法令就无人违犯了。因为这项政绩显而易见,百姓就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了。”
 
  桓公说:“在一年的十二个月,施工动土,只有合乎季节才能做,不合季节则不成,应怎样常年进行准备呢?”管仲回答说;“要经常派治水官吏在冬天就视查堤防,发现需要修治的问题即时具文向都水官报告。都水官一般是定在春季事少的时节修堤的。但河堤做成以后,则经常进行检验。河堤若发生毁坏时,如遇到大雨,就派人分段保护,需要修补之处就抓紧修补,拨给徒隶充役完成其事。大雨中,堤防需要覆盖就及时覆盖;冲水时,堤防需要屯堵就组织力量屯堵。一年到头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工作的成效。这也是所谓‘平时有备,祸从何来?’其所以如此,是因为浊水经常夹带着泥土,自身运行就经常淤塞河道,江、河都是这样的。还要常年加高堤坝,以便不被淹没。春冬两季在河内取土加高,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,浊水来临也就不会毁坏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啊!仲父给我讲的是够全面了,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?替我快把这些道理教给左有大臣们。”

地员:


  管仲治理天下,规定地深七尺为一施。

  河川沃土,五谷无不相宜。这里谷粒肥厚而谷穗充实。这里种树宜于杬、苍、杜梨和松树,种草宜于壮荆和商棘。见到这种土壤,称之为五施之土,即土深五七三十五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。呼音相当于“角”声。这里水呈青色,居民强壮。

  赤垆土,干疏、坚硬而肥沃,种五谷无不相宜。这里种麻则麻色洁白,织出布则布色润黄。这里种草适于白茅与灌,种树适于赤棠。见到这种土壤,称之为四施之土,即土深四七二十八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。呼音相当于“商”声。这里水白而甜。人民长寿。

  黄唐土,不适合种植什么作物,只好种黍和高粱。还应当枯竭水泽排水。修造围墙时,地湿易毁,难以筑城砌墙。这里种草适于山蓟和白茅,种树适于椿、檍、桑树。见到这种土壤。称之为三施之土,即土深三七二十一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。呼音相当于“宫”声。这里泉水黄而有臭味,易于流失。

  斥埴土,适于种植大豆和麦。这里种草适于负和灌,种树适于杞柳。见到这种土壤。称之为两施之土,即土深二七一十四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。呼音相当于“羽”声。这里泉水味咸,易于流失。

  黑埴土,适于种植稻、麦。这里种草适于赖篙和莜。种树适于白棠。见到这种土壤,称之为一施之土,即地深七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。呼音相当于“徵”声。这里水黑而味苦。

  凡是听“微”声,就好象听到小猪被背走而大猪惊叫的声音。凡是听“羽”声,就好象荒野的马叫。凡是听“宫”声。就好象地窖里的牛鸣。凡是听“商”声,就好象失群的羊叫。凡是听“角”声,就好像出鸡在树上鸣唱,声音又快又清。凡是要起奏五音风调,先确立一弦而三等分之,经过四次三等分的推演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数,由此产生黄钟小素的音调,便成为宫声。三除八十一而将其一份加在八十一上,使得一百零八,就是微声。不可不再用三除而在一百零八上减去三分之一,正足其数七十二,由此而产生商声。再用三除七十二,并加在它的原数上,由此产生羽声九十六。再用三除并在九十六上减去三分之一,正足其数六十四,由此而产生角声。

  地势较高的坡地,土深六施,即六七四十二尺而见到地下泉水。狭谷旁侧的土地,土深七施,即七七四十九尺而见到地下泉水。狭谷的土地,土深八施,即七八五十六尺而见到地下泉水。土陵,九施。即七九六十三尺而见到地下泉水。丘陵的延伸地带,十施,即七十尺见到地下泉水。丘陵的周围地带,十一施,即土深七十七尺而见到地下泉水。山岗的延伸地带。十二施。即八十四尺见到地下泉水。山岗的附属地带,十三施,即九十一尺见到地下泉水。山岗附属带的白土区,十四施,即九十八尺见到地下泉水。丘陵正中地区。十五施,即一百零五尺见到地下泉水。青山,十六施,即一百一十二尺见到地下泉水,但在青龙的居处,其硬泥部分则没有泉水。红土而多小石的山,十七施,即一百一十九尺见到地下泉水。但卜面清商的居处没有泉水。多石山的白土区,十八施,即一百二十六尺见到地下泉水,下面坚石并列的部分没有泉水。陡山,十九施,即一百三十三尺见到地下泉水,下面灰土的部分没有泉水。高陵土山,二十施。即一百四十尺见到地下泉水。

  山顶上,有一种名为“悬泉”的地方,土不干燥,所生的草是苗草和蘑草,树是樠树,凿地二尺即可见到泉水。山顶上,有一种名为“复吕’’的地方,所生的草是鱼肠竹和莸草,树是柳树,凿地三尺就可以见到泉水。山顶上,有一种名为“泉英”的地方,所生的草是当归和菖蒲,树是杨树,凿地五尺可以见到泉水。山侧面。所生的草是稀签和蔷藤,树是槚树,凿地二七一十四尺可以见到泉水。山侧面,所生的草是菖草和蒌蒿,树是刺榆,凿地三七二十一尺才可以见到泉水。

  大凡草类与土地的结合,各自都有其最好的归趋。或高或低,各有不同的草类和土壤。只有叶的海生植物比菱的生长地域低,菱比水葱的生长地域低,水葱比蒲的生长地域低,蒲比芦苇的生长地域低,芦苇比颧的生长地域低,灌比蒌蒿的生长地域低,蒌蒿比马帚的生长地域低,马帚比艾蒿的生长地域低,艾蒿比薛荔的生长地域低,薜荔比益母草的生长地域低,益母草比白茅的生长地域低。那些草类,一共有十二个等次,它们都是各有所归的。

  九州的土壤,有九十种。每一种土壤都有它固定的特征,而土的种类是有等次的。

  各类土壤中最上等的,是五种粟上。五种粟土的颜色,是红、青、白、黑、黄。即五种粟土有五种标记。五种粟土的性状,湿而不黏,干燥而不瘠薄,不泥阻车轮,也不污浊手脚。它种植谷物,宜于大重和细重,白茎白穗,无不适合。五种粟土,无论在丘陵或在山地,在水边或在平原,在阴面或在阳面都可种桐树和柞树,而无不长得秀美和长大。这里的榆、柳、桑、柘、栎、槐、杨等等,各种树木的生长,快而且大,其枝条直而且长。这里的池泽多鱼,这里的牧场适于牛羊。这里的土地,这里的山边,都适合生长竹、箭、枣、获、憎木和檀木。这里还生长五种有香味的植物;薛荔、白正、芜、椒树和兰花。五香植物所产生的效用,使人少病而推迟衰老,士女都生得美,民众都心灵手巧。那地方泉水呈黄白色,人的容颜润嫩。五粟土,干燥而不坚硬,湿润而不散脱,无论高地低地,都经常保持水分。这就是所谓粟土。

  粟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沃土。五种沃土的颜色,是红、青、黄、白、黑。也就是五种土有五种色,各有区别。五沃土的性状,疏松而带有孔窍,容易藏居虫类,坚实而不干白,底下保持湿润。它种植谷物,宜于大苗和细苗,红茎黑穗而禾秆长大。五种沃土,无论在丘在山,在陵在冈,无论在边角之地,或在丘陵阳面,左右两侧,都适宜于下列树木:桐、柞、扶栘和椿树,此外还有白梓。至于这里的梅、杏、桃、李,也是树花滋长、枝干挺拔的。这里的棘、棠、槐、杨、榆、桑、柏树和檀树,都长得快而且大,枝条直而且长。这地方的阴处生长山楂和梨树,阳面则可以种各种麻,不管高处和低处,不择地区。这地方所产的麻,大的象箭竹或芦苇,又大又长又美;细的象小芦苇或细薪,又顺又多又行列分明。大的麻没有疵节,小的麻条理易治,团聚而加以贮藏,就象漂练好的白丝一样。这里还生有五种带香味的植物:兰花、揭车、芜、藁本和白芷。这里的池泽多鱼,牧场则宜于牛羊。这里的泉水白而青,人民坚劲有力,既少疥疾,又无头痛眩晕之病。五沃土,干燥而不旱裂,湿润而不脱散,无论高地低地,都经常保持水分。这就是所谓“沃土”。

  沃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位土。五种位土的颜色,也是五色相杂,各有不同标志。五种位土的性状,既不坚硬成块,也不散软如灰,色青疏松而有青苔。至于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苇无和细苇无,赤茎白穗。五种位土,在土岗或在丘陵,在水边或在平原,在小丘或在高山,都适合生长竹、箭、藻、获、格树和檀树。在山的低处,还有水红和芥菜。多种树木生长旺盛,枝条长而发育又快又大:例如桑、松、把树和榵树。各种树都可容纳在这种土地,例如,榆、桃、柳树和桐树。各种药材也生长起来,例如 和桔梗,细辛和大蒙。这里的山顶,多产桔梗、鬼目草和地榆;这里的山下,产有竹箭和紫苑;这里的山旁,产有黄 、白昌、山藜、苇和芒。各种药材丛生,使人们免于疾病。这里的山林和山麓,这里的槐树林和苦楝林,这里的柞林和楮桑林,群树茂盛,鸟兽也种类繁多。既有麇麋,而且又多产鹿。这里的泉水青黑,这里的人性爽直,省事而少食。无论高地或低地的土壤,都经常保持着水分。这就是所谓“位土”。

  位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隐土。五种土的性状,黑土上长有黑苔,青色疏松而肥沃,偻解的样子有如草木灰一般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 葛,赤茎黄穗而谷实怒开,叶子有如紫苑。就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产的收获来说,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二,这就是所谓“隐土”。

  隐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壤土。五种壤土的性状,粉解的样子有如草木脱落的皮叶,又如堆积的粪土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叫做大水肠和细水肠的稻,赤茎黄穗而多产。性耐水旱,所种无不适合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业的收获,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。这就是所谓“壤土”。

  壤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浮土。五种浮土的性状,坚硬得土粒如米。由于保有水分。不脱散也不干裂。它种植谷物,适合忍隐。忍隐的叶子象翟叶,因为它长着狐毛一样的茸毛。黄茎、黑茎、黑穗,其粟粒都长得大,种植无不适合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。

  总之,上等土壤三十种,可种植十二类谷物。

  中等土壤首先是五种怷士。五种怷土的性状,凛然有如盐粒,保有润湿状态。它种植谷物,可种大稷、细稷,赤茎黄穗多产。性耐水旱,细粟繁美如麻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三。
 
  怷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泸土。五种绅士的性状,强而坚硬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邯郸和细邯郸,茎叶如扶树、树,其粟粒较大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。
 
  纑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壏土。五种壏土的性状,粉解的样子有如米糠而比较肥沃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荔和细荔,青茎黄穗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。
 
  壏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剽土。五种剽土的性状,白白如粉而且土质较脆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柜和细柜,—黑茎青穗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。

  剽土的下一等土壤;是五种沙土。五种沙土的性状,细碎得有如粉尘飞动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负和细负,白茎青穗而生有枝蔓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。

  沙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塥上。五种塥土的性状,团粒堆积得象是蜗牛,不耐水旱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记和细,黑茎黑穗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起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。

  总之,中等土壤三十种,可种十二类谷物。

  下等土壤首先是五种犹土。五种犹土的性状象粪一样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大华、细华,白茎黑穗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。

  犹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壮土。五种壮土的性状,有如鼠肝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青粱,黑茎黑穗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。

  壮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殖土。五种殖土的性状,非常散落而疏松,有裂隙而且贫瘠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黑粒的“籼”和黄粒的朱跗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上壤差十分之六。

  五种殖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觳土。五种觳土的性状,是十分空疏的,不耐水旱。它种植谷物,宜于大菽和细菽,豆粒多为白色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六。

  觳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舄土。五种舄土的性状,坚实而不过硬。它种植谷物,适于陵稻:黑鹅、马夫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,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。

  舄土的下一等土壤,是五种桀土。五种桀土的性状,味极咸而苦。它是最下等的土壤。它种植谷物。适于白稻,其米粒细长。畜牧、农业、果树、林木的收获.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。

  总之,下土共三十种,可以种十二种作物。

  总之,全部土壤类别为九十,可以种三十六种谷物。
 

弟子职:


 先生施教,弟子遵照学习。谦恭虚心,所学自能彻底。见善就跟着去做,见义就身体力行。性情温柔孝悌,不要骄横而自恃勇力。心志不可虚邪,行为必须正直。出外居家都要遵守常规,一定要接近有德之士。容色保持端正,内心必合于规范。早起迟眠。衣带必须整齐;朝学暮习,总是要小心翼翼。专心遵守这些而不懈怠。这就是学习规则。
 
  少年学子的本分,要注意晚睡早起。晨起清扫席前而后洗手漱口,做事要注意恭敬谨慎。轻提衣襟为先生摆设盥洗之器,先生此时正起。服侍先生洗完便撤下盥器,又洒扫室屋摆好讲席,先生便开始坐入讲席。弟子出入都要保持恭敬,其情景如同会见宾客。端正地坐着面向老师,不可随便地改变容色。
 
  接受先生讲课的次序,一定要从年长的同学开始,第一遍这样进行,以后则不必如此。首次诵读必须站起身来,以后也无需如此。一切言语、行动,以牢记中和之道为准则,古之将成大事者,一定由此开始。后到的同学入席就坐,旁坐者就应及时站起。若是有宾客来到,弟子要迅速起立。对客人不可失礼,边应边走,快进来向先生请示。即使来宾所找的人不在。也必须回来告知。然后回原位继续学习。学习中若有疑难,便拱手提出问题。先生下课走出,学生一律起立。
 
  及至用饭之时,先生将食,弟子把饭菜送上。挽起衣袖洗漱之后,跪坐把饭菜献给师长。摆放酱和饭菜,饭桌陈列不可杂乱无章。凡一般上菜程序:肉食之前,必先上蔬菜羹汤。羹与肉相间排列,肉放在酱的前方,其席面应摆成正方形状。饭则上在最后,左右放漱口用的酒、浆。饭菜上完即可退下,拱手立于一旁。一般是三碗饭和两斗酒,弟子左手拿着空碗,右手拿着筷勺,将酒饭轮流添上,注意着杯碗将空的尊长。多人空碗按年龄分别先后。周而复始,用长勺就无需跪着送上。这都是添饭的规章。待先生吃饭完毕,弟子便撤下食具。赶忙为先生送来漱器,再清扫席前并把祭品收起。
 
  先生吩咐之后,弟子才开始进餐。按年龄坐好,坐席要尽量靠前。饭须用手捧食,羹汤自不能用手拿拣。可以使两手凭靠膝头,不可使两肘依伏桌面。待至吃完吃饱,用手拭净嘴边。抖动衣襟移开坐垫,吃完即起,提衣而离开桌面。过一会又需回到席前,各自撤下所食,就象替宾客撤席一般。撤席后就要把食器收起,弟子又回去垂手站立。
 
  关于洒扫的做法:把清水打进盆里,把衣袖挽到肘部,堂屋宽广可以扬手洒水,内室窄小应当掬手近泼。手拿畚箕使箕舌对着自身,畚箕里要同时放进扫帚。然后到屋里站立一会,其仪止不容差错。拿起扫帚就同时放下畚箕,一般是把它靠在门侧。凡按照洒扫的规矩行事,必须从西南的角落扫起。在屋里俯仰躬身进退,扫除时不要碰动其他东西。从前边往后边退着洒扫,最后把垃圾聚在门里。蹲下来月木板排进垃圾,注意使箕舌对着自己,还要把扫帚放进畚箕。先生若此时出来做事。便起来上前告止。再蹲下取箕帚又站起来,然后使出门倒掉拉圾。洒扫完仍然回来站立,这样就合乎规矩。晚饭时仍然要遵守礼仪。
 
  到黄昏准备点燃火炬,弟子要执火炬坐在屋的一隅。要注意安放柴束的方法,应当是横放在所坐之地。要看着“烛烬”的长短,对火炬进行接续,如法在原处安放上去。柴束之间还要留有可容一柴的空隙。燃烧的灰烬落下,要捧碗来盛装火绪余灰。用右手拿着火炬,用左手修整“烛烬”。一人疲倦另一人及时接替,轮番交坐不可背向老师。最后把余烬收拾起来,到外边把它们倾倒出去。
 
  先生已经休息,弟子还会同学友学习。互相切磋琢磨,各自加深理解其所学的义理。
 
  以上要周而复始地坚持下去,这乃是弟子的规矩。

形势解:


  山,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。施惠于民,是君主的崇高行为。慈爱,是父母的崇高行为。忠君,是人臣的崇高行为。孝亲,是子、妇的崇高行为。所以,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,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,父母慈爱不懈则子、妇孝顺,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,子、妇孝亲不懈则有美名。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,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。懈,就达不到。所以说:“山高而不崩,则祈羊至矣。”
 
  渊,是众物生长的地方。渊深而水不枯,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。君主,是人们所仰望而赖以生活的,能宽大纯厚而不苛刻刚愎,人民就会归附。父母,是子、妇都要接受其教育的,能慈爱教训而不离开正理,子、妇就会孝顺。臣下,是为君主服务的,能尽力事奉君上,就合君主的心意。儿子儿妇,是安养父母的,能孝悌顺亲,就合父母的心意。所以,渊枯竭而无水,投玉求神的就不肯来;君主苛刻而不宽厚,百姓就不肯归附;父母残暴而无恩,子妇就不亲;臣下怠惰而不忠,就遭到屈辱困难;子妇不安养双亲,祸患就要来临。所以,渊水不枯竭。所要求的就可以来到,枯竭,就不会来。所以说:“渊深而不涸,则沈玉极。”
 
  天,覆育着万物,控制着寒暑,运行着日月,安排着星辰。这是天的常规。天总是依理行事。终而复始。君主,统治万民,治理天下,统率百官,这是君主的常规。君主总依法治事,终而复始。和睦子孙,团结亲戚,这是父母的常规。父母总是依义行事,终而复始。敦敬忠信,这是臣下的常规。臣下应当以此事奉君主,终而复始。亲爱且善养父母,尊敬并接受教导,这是子妇的常规。子妇应当以此事奉双亲,终而复始。所以,天不失其常规,寒来暑往就恰当其时,日月星辰就正常有序。君主不失其常规,群臣就行其正义,百官尽其职守。父母不失其常规,子孙就顺从,亲戚就和睦。臣下不失其常规,办事就没有过失,而且官吏称职政务得治。子妇不失其常规,就长幼有序,而亲疏和睦。所以按常规办事就治,不按常规办事就乱,天从来不曾改变它的常规,因而总是处于“治”的状态。所以说:“天不变其常。”
 
  地,生养万物,这是地的法则。治理和安定百姓,这是作君主的法则。指导和监护家事,这是作父母的法则。对君主正谏死节,这是作臣子的法则。对父母尽力供养,这是作子妇的法则。地不改变它的法则,所以万物生长。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,所以百姓安宁。父母不改变他的法则。所以家事得治。臣下不改变他的法则,君主就可以没有过失。子妇不改变他的法则,双亲就被奉养得周到。因此,遵照法则办事就平安,不遵照法则办事就危险,地从来不曾改变它的法则,因而总是处于安定的状态。所以说:“地不易其则。”
 
  春天,阳气开始上升,所以万物发生。夏天,阳气完全上升,所以万物成长。秋天,阴气开始降临,所以万物收敛。冬天,阴气完全降临,所以万物藏闭。故春夏生长,秋冬收闭,这是四时的节令。赏赐刑罚,这是君主的节度。四时从没有不实现生杀的。君主从没有不进行赏罚的。所以说:“春秋冬夏,不更其节也。”
 
  天,覆育而控制着万物;地,承载而生养着万物;四时,生长而藏闭着万物。从古至今,从来不改变这个常规。所以说:“古今一也。”
 
  蚊龙,是水虫当中的神灵。有水,神就立;失水,神就灭。君主,是天下有权威的人。得人民拥护就有权威,失去人民,权威就消失。蚊龙得水而后才有神灵,君主得人民拥护而后才有权威。所以说:“蛟龙得水,而神可立也。”
 
  虎豹,是兽类中最凶猛的。它们居住在深林大泽之中,人们就畏其威力而看重它们。君主,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。深居简出,人们就害怕他的势力。虎豹若离开深山幽谷而与人接近,人们就会把它捕起来而无视它的威力。君主若离开朝廷而与人民靠近,人民就轻慢他而不怕他的势力。所以说;“虎豹托幽,而威可载也。”
 
  风,是吹拂万物的。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。雨,是淋湿万物的。雨,下起来,不管大小强弱。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,风吹雨下,没有既定方向,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。所以说:“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。”
 
  人君之所以做到令行禁止,一定是因为“令”发在人民所好的方面,“禁’’行在人民所恶的地方。人之常情没有不爱生而恶死的,也没有不爱利而恶害的。所以君主发令是使人生存和对人有利,命令就能推行;君主行禁是禁止杀人和禁止害人,施禁就能制止。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,必须是民乐其政,才能够推行下去。所以说:“贵有以行令。”
 
  人君之所以能使百姓尽力而亲近自己,必须为天下致利除害。所以要把德泽加于天下,恩惠施于万物,使家庭得以安居,群生得以养育,这样,万民便愿意尽力而为君主效劳。他们在家里努力耕作以充实国家仓廪,在战场尽节杀敌以保卫国家疆土,即使劳苦卑辱也是不敢叫苦的。这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忘其卑贱的原因。所以说:“贱有以亡卑。”
 
  起居有定时,饮食有定量,寒热得当,则身体好而寿命长。起居无定时,饮食无定量,寒热调配不当,则身体弱而寿命短。人要懒惰而奢侈则贫,勤劳而节俭则富。事情是不会凭空而至的,一定有它的原因。所以说:“寿夭贫富无徒归也。”
 
  法立而人民乐从,令出而人民接受,法令合于民心,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,君主就尊显。所以说:“衔令者君之尊也。”
 
  君主出言合理,合于民情,臣民就接受他的指示。臣民接受指示则君主的名声显赫。所以说:“受辞者名之远也。”
 
  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,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,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。不干扰,人民会自动守法;不劳累,人民会自动工作。所以说:“上无事而民自试。”
 
  人君建立法度,公布职责,明确规范来统治他的臣民,而不是无用说话指挥,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。所谓抱“蜀”,指的是祭器。所以说:“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。”
 
  锵锵而鸣的鸿鹄,是长得很美的飞鸟。因为美,所以人们歌颂它。德义,是一种行为上的美。因为德义美,所以人们喜悦它。人民所歌颂喜悦的,乃是美貌和德义,而明君和鸿鸽恰好具有这些。所以说:“鸿鹄将将,维民歌之。”
 
  “济济”,指的是诚实庄重而果断;“多士”,指的是许多有才德的人。周文王诚庄事断,故国家安定。他的群臣明理佐助君主,故君主英明。君主英明而国家安定,国内都得到他的好处和恩泽,殷民也举首而拥护文王,愿意作他的臣民。所以说:“济济多士,殷民化之。”
 
  殷纣王为君,劳民力,夺民财,危害人民性命,把残暴的法令强加于百姓,又把惨毒的使臣派往天下各地。所以大臣不亲,小民怨恨,天下背叛而愿为文王的臣民,这是纣王的自作自受。所以说:“纣之失也。”
 
  不合乎法度规范,摇摆而没有定见,叫作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言论。这种言论,英明君主是不听的。就象对于没有法度的言论一样,英明君主是不赞成的。所以说:“蜚蓬之问,不在所宾。”
 
  行“道”,君臣就亲近,父子就和睦,生命就繁育。所以明主的职责,在于行“道”,而不在小的事物上。燕雀,是事物中的小东西。所以说:“燕雀之集,道行不顾。”
 
  明主的行动合乎理义,号令顺乎民心,诛杀与罪行相合,赏赐与功绩相称,所以他虽不用牛羊玉器祈祷于神鬼,鬼神也会帮助,天地也会支援,办什么事都得福。昏君的行动不合理义,号令逆乎民心,诛杀与罪行不相当,赏赐与功绩不相称,所以,虽用牛羊玉器祈祷于鬼神,鬼神也不帮助,天地也不支援,办什么事都得祸。所以说:“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。”
 
  君主的功绩,就是使国家富强。所以,国富兵强,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,邻邦也惧怕他的威力,虽然不用珍贵的宝币交结诸侯,诸侯也不敢侵犯他。君主的罪过,就是使国家贫弱。所以,国贫兵弱,战则不胜,守则不固,虽然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,也不免于灭亡的祸患。所以说:“主功有素,宝币莫为?”
 
  后羿,是古代的善射者。他调和好弓箭而坚持掌握着。他操弓时,审明其高下,掌握必能射中目标的规律,故能百发百中。明主就象后羿一样,调和其治国的法度,审明其当废当立而坚持实行,掌握必治的规律,所以能做到多办事而事多办好。规律,使后羿必能命中,使君主必能治国。射箭的表面动作,不过是弓弦发出箭枝而已。所以说:“羿之道,非射也。”
 
  造父,是善于驭马的。他爱护自己的马,调节它的饮食,度量马力了解它的速度,所以能驶行远路而马不疲累。明君也同造父一样,善于治理他的民众,度量民力,了解他们的技能,所以建立了事功而人民不感到疲困。所以,技艺方术,使造父驶行远路,使君主建立功名。至于驭马的表面动作,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。所以说:“造父之术,非驭也。”
 
  奚仲的制造车器,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,所以机轴都很合适,用起来牢固快速,成器坚固持久。明君同奚仲一样,言词动作,都合乎方法策略,所以,各项治理都很适当,上下互相亲近。“巧”,使奚仲能制成车器,使君主能治好国家。至于木材的砍削,不过是刀斧的动作而已。所以说:“奚仲之巧非削也。”
 
  人民,有利则来,有害则去。人民趋利,就象水往下流一样,不管东西南北。所以,要招来民众,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,虽不招而民自至。如对他们有害,虽招而不来。所以说;“召远者使无为焉。”
 
  统治人民要象父母一样,人民自然会亲近和爱戴。以纯厚来治理他们,用实惠来对待他们,虽然口里不说我亲近人民,人民也是会来亲近的。如把人民当作仇敌一般统治,人民自然就会疏远。治理他们不以厚道,对待他们没有实惠,欺诈和虚伪都用上了,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亲近人民,人民也是不会亲近的。所以说:“亲近者言无事焉。”
 
  明君能使远者来而近者亲,作用在于内心。所谓“夜行”意思就是“心行”。能做到内心行德,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了。所以说;“唯夜行者独有之乎。”
 
  作君主的,害人;作父母的,残暴;作臣下的,不忠;作子、妇的,不孝。这四项是人的大过失。有大过失在身,虽有小的优点,不得称之为贤。所谓平原,是指低洼的地面。虽有小的土堆,不能算作高。所以说:“平原之径,奚有于高。”
 
  作君主的,惠民;作父母的,慈爱;作臣子的,忠君;作子、妇的,孝亲。这四项是人们的大德。有大德在身,虽有小过,不算不肖。所谓大山,是山中最高的。虽有小沟,不算作深。所以说:“大山之限,奚有于深。”
 
  毁谤诽议贤者叫作“訾讆”,吹捧不肖之徒叫作“誓讆”。“訾讆”之人得用,君主的聪明就被蒙蔽,而毁谤或者吹捧的谗言就起来了。若是任用这种人管理大事,那就把事情办坏而祸患临头。所以说:“訾讆之人,勿与任大。”
 
  明君考虑事物,为天下全局打算,这叫作谋虑远大。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,恩泽施布于天下,后世享受他的功业,愈久远而利益愈多。所以说:“譕巨者可与远举。”
 
  圣人总是选择好可以说的话而后才说,选择好可以做的事而后才做。苟得其利而有后来之患,苟得其乐而有后顾之忧,圣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。所以圣人“择言”一定考虑其后顾之累,“择行”一定要考虑其后顾之忧。所以说:“顾忧者可与致道。”
 
  小人,不用正道来讨人欢喜,他总是迎合君意而苟且取悦于君,追求财利而苟且得其财利。这样的人,得利虽然很快,祸患的来临也很急。所以圣人总是远离他而不使用的。所以说:“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,往而勿召也。”
 
  办一件大事而为天下取得长远利益的,叫做“举长”。举长则受益的人众多,而德义的影响深远。所以说:“举长者可远见也。”
 
  天的材器大,所以能兼覆万物;地的材器大,所以能兼载万物;人君的材器大,所以能容纳各种事物而使众人信赖。所以说:“裁大者众之所比也。”
 
  贵富尊显,使人民拥戴感激,君主没有不愿意的。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,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,人民才可以感怀。所以说:“欲人之怀,定服而勿厌也。”
 
  圣人要干一件工作,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,并估计其可能性。合于“义”则做,不合于“义”的则不做。有可能则做,没有可能则不做。所以他所做到的事情,常常是宝贵的。小人做一件事,不问它是否合乎理义,不估计可能与不可能。不义的做,不可能的也做。所以他所做的事情,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说:“必得之事,不足赖也。”
 
  圣人对一件事情的承诺与否,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,并估计其可能性。合于“义”则承诺,不合于“义”则不承诺;有可能则承诺,没有可能则作罢。所以他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。小人则是不义也承诺,没有可能也承诺,一张口就一定承诺。所以他的诺言是未必兑现的。所以说:“必诺之言,不足信也。”
 
  谨慎对待一家的事情,则可在一个家庭里有所建树;谨慎对待一乡的事情,则可在一个乡里有所建树;谨慎对待一国的事情,则可在一国里面有建树;谨慎对待天下的事情,则可在天下的范围有建树。因此,谨慎处事的范围小,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小;谨慎处事的范围大,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大。所以说:“小谨者不大立。”
 
  海不排斥水,所以能够成为大海;山不排斥土石,所以能成为高山;明君不厌恶人民,所以能实现人口众多;士不厌学,所以能成为圣人。飺,就是挑拣食品太严重。纳谏,是为了安定君位的;吃东西,是为了强壮身体的。君主怕人进谏,君位就不安定;人们挑拣食品,身体就不肥壮。所以说:“飺食者不肥体。”
 
 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梯的,这是不能废弃的话。天公平而无私,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;地公平而无私,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。不能废弃的话,也是公平无私的,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。所以,不能废弃的语言,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。所以说:“有无弃之言者,必参之于天地也。”
 
  明君授官任事,用其所长,不用其所短,所以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。昏君不懂得事物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,而求全责备。比如考虑事情定计划,辩明礼义,是人之所长而却是猿猴之所短;爬高走险,是猿猴之所长而却是人之所短。用猿猴的所长要求人类,其政令就会失效而任务不能完成。所以说:“坠岸三仍,人之所大难也,而蝚蝯饮焉。”
 
  明君做事,采用圣人的策划,使用众人的力量,而不用亲自去办。所以事成而得福。昏君自侍聪明,而不能运用圣人的策划;自己逞能,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;一意孤行,而不听正谏。所以事败而生祸。所以说:“伐矜好专,举事之祸也。”
 
  马,是用来骑乘到野外跑路的。所以,虽不在野外跑路,在养马喂马上,也不能懈怠其事。人民,是用来守国杀敌的。所以,虽不适守土战争,在治民养民上,也不能懈怠其事。所以说:“不行其野,不违其马。”
 
  天生有四时,地生有万财,它们以此养育万物而不取任何报酬。明君是与天地相比配的。他教育人民按时生产,鼓励人民耕织,以此提高人民生活,而不肯自矜其功,独占其利。所以说:“能予而无取者,天地之配也。”
 
  懒惰简慢,以此事君就是不忠,以此事父母就是不孝,用此来办事就不成功。所以说:“怠倦者不及也。”
 
  用规矩划方圆就能划成,用尺寸量长短就能量好,用法度、政策来治理民众就能安定。所以,事情不背于规范,其成效如神。所以说:“无广者疑神。”
 
  事奉君主而不尽力就要受刑,事奉父母而不尽力就无人亲近,受业问学而不加倍努力就没有成就。所以,早上不努力求进,晚上就没有成果。所以说:“朝忘其事,夕失其功。”
 
  内心信诚,名誉就美了;修身严肃认真,尊显就来了。内心不诚实,名声就坏了;修身简馒松懈,污辱就来了。所以说:“邪气袭内,正色乃衰也。”
 
  为人君主而不懂君臣之间的道理来规正臣下,臣下就不会懂得作臣下的道理来事奉君主了。所以说:“君不君则臣不臣。”
 
  为人父亲而不懂父子之间的道理来管教子女,子女也就不会懂得作子女的道理来事奉父亲了。所以说:“父不父则子不子。”
 
  君臣相亲,上下协调,万民和睦,所以国君有命令,人民就会实行;上面有禁律,人民就不去违犯。君臣不亲,上下不协调,万民不和睦,所以令不能行,禁不能止,所以说:“上下不和,令乃不行。”
 
  说话有信用,动作庄重,衣冠端正,臣下就严肃了。说话轻率,动作无礼,衣冠不整,臣下就轻慢了。所以说:“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。”
 
  仪法,是万物的准则法式。法度,是万民的仪表;礼仪,是尊卑的仪表。君主的举动合乎仪法,政令就能推行;不合乎仪法程式政令就不能推行,所以说:“连退无仪则政令不行。”
 
  作君主的,温良宽厚则人民爱戴他;整齐庄严则人民敬畏他。人民爱戴就同他亲近,人民敬畏就可以为他所用。人民亲近君主而又为君主所用,这是君主所最需要的。所以说:“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。”
 
  君主能使人民生活安定,人民事奉君主就会象事奉父母一样。这样,君主有忧人民可以为他分忧,国家有难人民可以为国死难。若君主视民如粪土,人民就不会为他所用。君主有忧就不肯分忧,有难也不会死难。所以说:“莫乐之则莫哀之,莫生之则莫死之。”
 
  人民之所以肯于守国杀敌至死而不后退,是因为君主对人民施加了厚惠。所以,君主施惠优厚,人民报答他也优厚;上面施惠微薄,人民报答他也微薄。如果施惠少而求索甚多,君主就不能从臣下手里得到,甚至父亲也不能从儿子手里得到。所以说:“往者不至,来者不极。”
 
  道,是扶持万物,使它们生长发展,而全部完成它们生命的。所以它或者可以用来治乡,或者可以用来治国,或者可以用来治理天下。所以说:“道之所言者一也,而用之者异。”
 
  了解“道”而用它来治理一个乡,使一乡父子相亲,兄弟和睦,习俗归正,使人民怀乐君上,安居乐业,成为一乡之主干的,这就是治乡的人材。所以说:“有闻道而好为乡者,一乡之人也。”
 
  人民归附有道的君主,如同饥饿时重视食品,寒冷时重视衣服,暑热时重视荫凉一样。所以,有道则民众归附,无道则民众离散。所以说:“道往者其人莫来,道来者其人莫往。”
 
  道,是用来改造人的自身而使人走向正理的。所以,一个有道在身的人,言语自能通达,行为自能端正,事君自能忠诚,事父自能孝顺,对人自能顺理。所以说:“道之所设,身之化也。”
 
  天的道,满而不外溢,盛而不衰竭。明君效法天道行事,所以贵而不骄,富而不奢,行理而不懈。所以能长守富贵,久有天下而不失。所以说:“持满者与天。”
 
  明君就是要解救天下灾祸,使天下危局趋于安定的。但救祸患与安危局,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为其所用,然后才能办得到。所以说:“安危者与人。”
 
  地大国富,民众兵强,这是繁荣的国家。虽然已经繁荣,如果没有深德厚惠来安定它,没有法度策略来治理它,国家还不是他的国家,而人民也还不是他的人民。所以说:“失天之度,虽满必涸。”
 
  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,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,上下离而不和,虽然表面安定,必将走向危亡。所以说:“上下不和,虽安必危。”
 
  君主掌握天道,用来统治他的百姓,百姓就一心事奉君主,所以能够富贵而长久统治天下。如果违背天道,百姓就背叛而不服从,君主就危险而不得长久统治天下。所以说:“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,天下不可得而王也。”
 
  人君努力积累学识韬略,遵行正理,则每日都有发展进步,以至于成就大的事业,而愚人是不理解的。昏君淫逸邪枉,每天干无道的事情以至于灭亡,而自己还不知道原因。所以说:“莫知其为之,其功既成;莫知其舍之也,藏之而无形。”
 
  古代三王五霸都是利天下的君主,故自身贵显而子孙蒙其德泽。夏桀、殷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都是害天下的君主,故自身因伤而子孙蒙其祸害。所以说:“疑今者察之古,不知来者视之往。”
 
  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,以利人民。大禹亲身疏浚河道,铲高治低,以利人民。商场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,诛杀暴君,以利人民。他们的行动虽有所不同,其有利于人民则一。所以说:“万事之任也,异起而同归,古今一也。”
 
  屋柱是新伐而又弯曲的木材,它不堪负荷而倒塌,人们并不埋怨,这是理该如此的。小孩子,是慈母所钟爱的,但他无缘无故地拆下屋瓦,慈母也要拿棍子打他。故理该如此的,虽房屋倒坍也埋怨不到它;而理不该如此的,拆屋瓦就一定要打棍子。所以说:“生栋覆屋,怨怒不及;弱子下瓦,慈母操垂。”
 
  行事合于天道,出自公理,则远者都来亲近;废天道,按私心行事,则母子互相怨恨。所以说:“天道之极,远者自亲;人事之起,近亲造怨。”
 
  古时候,周武王地方不过百里,战卒不过万人,但是能战胜攻取,立为天子,而后世称之为圣王,是因为他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。桀、纣贵为天子,富有海内,地方甚大,战卒甚多,而身死国亡,被天下所杀戮,是不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。故善于为国的,小就可以变大,贱就可以变贵。不善于为国的,即使当了天子,人们也会夺取的。所以说:“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。”
 
  明君上不背天,下不废地,所以天给他有利的天时,地为他生产财富。昏君上违天道,下背地理,所以天不给他有利的天时,地也不给他生产财富。所以说:“其功顺天者,天助之;其功逆天者,天违之。”
 
  古时候,周武王是天所帮助的君主,故虽土地小而人口少,仍然可以当天子。桀与纣,是天所抵制的君主。故虽土地大而人口多,仍然困辱而死亡。所以说:“天之所助,虽小必大;天之所违,虽大必削。”
 
  与人交友,多行诈伪,不讲真实,苟且谋取一切,叫作乌鸦般的友谊。乌鸦般的友谊,最初虽然亲密,后来一定反目。所以说:“乌集之交,虽善不亲。”
 
  圣人同人家结交,在朝上要看他如何事君的,在家里要看他如何事亲的,一定要根据可靠的条件,然后才与他结交。结交而不根据可靠的条件,以后一定背叛。所以说:“不重之结,虽固必解。道之用也,贵其重也。”
 
  明君总是与圣人共同谋事,所以他的谋划得宜;与圣人共同举事,所以他的事业有成。昏君总是与不肖者共同谋事,所以他的计谋失误;与不肖者共同举事,所以他的事业失败。计谋失误与事业失败,这都是用人不可靠的过错。所以说:“毋与不可。”
 
  明君用人总是衡量着每个人的力所能及,然后才加以使用。所以,命令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命令就能推行;使役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事情就能成功。昏君不衡量人的能力,命令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,所以命令不能推行;使役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,所以事业失败。令出而不行,举事而失败,这都是强加于“力所不及”的过错。所以说:“毋强不能。”
 
  对于狂惑的人,若告诉他君臣之义、父子之理、贵贱之分,他非但不相信圣人的话,反而加以伤害。所以圣人是不肯告诉他的。所以说:“毋告不知。”
 
  同不肖者共同举事,则事败;使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,则命令失效;把事理告知狂惑之人,则身受其害。所以说:“与不可,强不能,告不知,谓之劳而无功。”
 
  常常用言语宣传他对人友好,对人亲爱和对人有德,以此与人交友就不会亲密,以此与人交往就不会结好,以此施德于人就不会赢得报答。所以说:“见与之友,几于不亲;见爱之交,几于不结,见施之德,几于不报。四方之所归,心行者也。”
 
  明君不用他自己的智慧,而依靠圣人的智慧;不用他自己的力量,而依靠众人的力量。所以,用圣人的智慧思考问题,没有不了解的问题;用众人的力量举办事业,没有不成功的事业。能做到个人放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推动国事,那就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了。昏君独用他个人的智慧,而不依靠圣人的智慧;独用他个人的力量,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,所以他自身劳累而多遭祸患。所以说:“独任之国,劳而多祸。”
 
  明君对内实行法度,对外实行理义。所以邻国亲近他,盟国信任他。有祸患邻国替他分忧,有危难邻国对他援救。昏君对内脱离人民,对外不取信于邻国。国有祸患没有人替他分优,国有危难没有人对他援救。内外都脱离了,孤立而无援,所以国弱而君辱。所以说:“独国之君,卑而不威。”
 
  明君的治理天下,一定任用圣人,而后天下治;女人求嫁夫家,必须通过媒人,而后家事成。因此,治理天下而不任用圣人,则天下乖乱而人民不会亲近;求嫁夫家而不通过媒人,则名声丑恶而没有信誉。所以说:“自媒之女,丑而不信。”
 
  明君,人们还没有见面就有了亲近之心,是因为他有使人亲近的治世之道。所以他总是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。所以说:“未之见而亲焉,可以往矣。”
 
  尧舜,是古代的明主。天下人不厌倦地推祟他,不厌倦地赞誉他,历时久远而不忘记他,是因为他有使人民怀念不忘的治世之道,所以,他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。所以说:“久而不忘焉,可以来矣。”
 
  日月,是照亮万物的。天空多有云气,掩盖的云层一多,日月就不那么明亮了。人君,就如同日月一样;群臣之中如果多奸邪之徒,树立私党,以蒙蔽君主,君主便不得明察其臣下,下情也不得上达。所以奸邪之臣愈多,君主愈受其蒙蔽。所以说:“日月不明,天不易也。”
 
  山,是物中最高的。但地面险恶不平,山也就看不见了。人君,就象山一样。左右近臣结党营私,以蒙蔽君主,君主也就看不清了。所以说:“山高而不见,地不易也。”
 
  人君讲话不违背民心,不违弃礼义,他的话便足以安定天下,人们是唯恐他不多讲的。如果讲出话来使父子不亲,使君臣疏远,伤害天下的大众,这便是不应再说的错话,明君是不讲的。所以说:“言而不可复者,君不言也。”
 
  人君自身行事端正,对待臣下有礼,与人相处有信,做出事来可为天下的表率,人们是唯恐他不多做一些事情的。如果自身行事不正,使用臣下暴虐,与人相处没有信用,所行之事为天下人耻笑,这是不可再做的错事,明君是不做的。所以说:“行而不可再者,君不行也。”
 
  不应该再说的错话,这种话没有信用;不应该再做的错事,这种事害人至深。出言而无道,人民就不肯归附;行事而害人至深,天下就怨声载道。人民不归附,天下怨声载道,这是导致灭亡的根源,所以是明君所禁忌的。所以说:“凡言之不可复,行之不可再者,有国者之大禁也。”

立政九败解:



  人君只要听信废止军备的议论,群臣宾客便不敢讲求军事。那么,既不知国内的情况是太平还是动乱,又不知国外的诸侯是强大还是虚弱。这样城郭就毁坏,无人筑补;盔甲、兵器就破败,无人修缮了。这样也就使国防的设备归于毁灭了。远方的国土失落,边境的战士偷惰,百姓也将丧失御敌的斗志。所以说:“寝兵之说胜,则险阻不守。”
 
  人君只要听信泛爱人类的议论,就会把天下的民众都看成他自己的人,把别的国家都看成自己的国。这样就没有兼并争夺别国的心机,也没有战败敌军敌将的事迹。那么,射敌和车战的勇士没有厚禄,消灭敌军敌将的功臣没有贵爵,这些射敌和车战的勇士就要投奔外国去了。自己不攻打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、但不能管住人家不攻打自己。敌国要求割地给他们,自然不是我们所满意的,不割地而与之战斗,又一定打不赢。人家用经过训练的士兵,我们用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;人家用良将,我们用无能之辈。其败局一定是军士覆亡而将领被杀。所以说:“兼爱之说胜,则士卒不战。”
 
  人君只要专好全生保命,群臣也就都来全生保命,而大讲养生之道。什么叫做养生呢?回答说:饮食滋味,声色享受,然后归结为保养生命就是了。那么,纵欲妄行,男女无别,就要返回到禽兽状态。那么,礼义廉耻就立不起来,人君就不肯自我约束了。所以说:“全生之说胜,则廉耻不立。”
 
  人君只要听信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,人们就将要退身静处而隐匿行踪,窟居洞府而远就深山,反对世俗而对抗君上,看轻爵禄而无视官吏了。那么,君主对于他们简直是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。所以说:“私议自贵之说胜,则上令不行。”
 
  人君只要喜好金玉财货,而且一定要得到它们,那么就必须有条件同它们交换。用什么来换取呢?只好用大官尊位,不然就是用高爵重禄。这样,不贤之辈就要在上面掌权了。那么,贤者将不肯甘为属下,智者将不肯设谋献策,信实的人将不肯相约办事,勇敢的人将不来效死。这样就等于把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。所以说:“金玉货财之说胜,则爵服下流。”
 
  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,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,讲话蔽美扬恶,那么,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。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,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。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,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,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,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。所以说:“群徒比周之说胜,则贤、不肖不分。”
 
  人君只要听信观乐玩好的议论,就会导致失败。凡观乐之事,不外是宫室、台池、珠玉与声乐之类。这都是浪费钱财、消耗民力、伤害国家的事情。而用这些东西事奉君主的都是奸臣。君主若是听信他们。怎么能够不败亡?那么,府库空虚了,积畜枯竭了,而且奸臣掌权,阻碍着贤者不得进用了。那么,一旦国家有难,优伶丑角之流就都起来议决国事了。这也就等于把整个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。所以说:“观乐玩好之说胜,则奸臣在上位。”
 
  人君只要听信请托保举的议论,群臣就都来互相拉拢请托。那么,请托之风在上面发展,结党之事也就在乡中完成。这样,财货礼物在国内到处通行,法律制度也就在官府遭到破坏。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;那么,无爵位也可以成为贵者,无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。所以说:“请谒任举之说胜,则绳墨不正。”
 
  人君只要听信阿谀奉承、掩饰过错的议论,就会导致失败。为什么是这样呢?谄媚之臣是常常使君主不知悔过又不知改过的,所以君主受迷惑而自己尚不觉察。这样,就导致谋臣死亡而谄臣高升了。所以说:“谄谗饰过之说胜,则巧佞者用。”

版法解:


  法,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,模拟四时的运行,来治理天下的。四时的运行,有寒有暑,圣人效法它,所以有文有武。天地的方位,有前有后,有左有右,圣人效法它,建立国家纲纪。春生在左,秋杀在右;夏长在前,冬藏在后。属于生长之事,是文;属于收藏之事,是武。因此,文事在左,武事在右。圣人模仿这些,来实行法令,来判断事理。凡有关法度之事,掌握不可以不正。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,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,办事不完全得当。治狱不完全合理,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;办事不完全得当,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。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,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。所以说:“凡将立事,正彼天植。”
 
  天植,就是心。心正,就不会偏厚于近亲,也不会加害于疏远。不偏厚于近亲,不加害于疏远,则国财没有流失,民间没有冤案。国无失财,民无冤案,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,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。要想了解天心,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。所以说:“风雨无违,远近高下,各得其嗣。”
 
 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。所以尊崇天,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;所以贵风雨,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、靠雨滋润的。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,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,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,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。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,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。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,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。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,而有所分散,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,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,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。所以说:“三经既饬,君乃有国。”
 
  乘夏天白日方长,要审理刑赏大事。这必须宣明纲纪,公布仪法、制度,依理断事。这要求虚气平心,而排除个人喜怒。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,祸乱便会发生,君位就会危险。所以说:“喜无以赏,怒无以杀。喜以赏,怒以杀,怨乃起,今乃废。骤令而不行,民心乃外,外之有徒,祸乃始牙。众之所忿,寡不能图。”
 
  冬天万物收闭,百事尽止,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,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。乘此冬日无事,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,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。有的工作,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;有的工作,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。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,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。开头感到容易的,人们就轻易对待它,轻易对待,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;开头不被注意的,人们就轻易放弃它,轻易放弃,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。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,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,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。因此,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,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,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,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,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。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,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,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,叫作轻举妄动。轻举妄动者,其事不成,其功不立。所以说:“举所美必观其所终,废所恶必计其所穷。”
 
  凡是人君,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。人民若无礼义,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。所以说:“庆勉敦敬以显之、富禄有功以劝之,爵贵有名以休之。”
 
  凡是人君,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,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。就民众来说,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,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。因此,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,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,顺应他们力量,促进他们富足,爱惜他们的劳力,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,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。这样,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,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。所以说:“兼爱无遗,是谓君心。必先顺教,万民乡风。旦暮利之,众乃胜任。”
 
 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:一曰人,二曰事。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,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。人有逆有顺,事情有分量尺度。人心逆就不肯效力,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。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,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。所以说:“取人以己,成事以质。”
 
  所谓成事以质,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;所谓取人以己,就是要考虑按“恕”道行事。考虑恕道,就是想着比照自己,自己所不接受的,不要施加于他人。所以说:“审用财,慎施报,察称量。故用财不可以啬,用力不可以苦,用财啬则费(拂),用力苦则劳矣。”
 
  为什么是这样呢?因为使用民力过头,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。不完善而不断返工,所以叫作“劳”。君主用财吝啬,就不得人心,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。用财而造怨,所以叫作“费”(拂)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,疲劳而不得休息,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。所以说:“民不足,令乃辱;民苦殃,令不行。施报不得,祸乃始昌;祸昌而不悟,民乃自图。”
 
  凡国家没有法律,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;没有制度,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。但有法律而不公正,有制度而不明确,则行政管理不灵。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。所以说:“正法直度,罪杀不赦,杀 必信,民畏而惧,武威既明,令不再行。”
 
  凡是人民,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。所以,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,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。所以说:“顿卒怠倦以辱之,罚罪有过以惩之,杀戮犯禁以振之。”
 
  治国有“三器”,乱国有“六攻”。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,则国家称治;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,故国家不治。什么是三器呢?就是:号令、刑杀、禄赏。什么是六攻呢?就是:亲者、贵者、财货、女色、巧佞之臣、玩好之物。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?回答说: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,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,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。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?回答说: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,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,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。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,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;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,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;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,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;号令不能推动臣下,刑杀不能威慑民众。禄赏不能鼓励百姓,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。那么,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?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,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,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。所以说:“植固不动,奇邪乃恐。奇革邪化,令往民移。”
 
  凡是人君,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,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。因此,他运用天地、日月、四时,作为主宰,作为根据,来治理天下。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,其恩惠无所不在;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,稳定而不动。故无不生长繁育。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,所以,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。得到经常生计,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。所以说:“法天合德,象地无亲。”
 
 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,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;圣人效法它们,来烛照万民,所以能够明察,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,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。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,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。赏罚准确坚定,则好事得到鼓励,坏事得到禁止。所以说:“参于日月。”
 
  四时的运行,准确、固定而明显。圣人效法它,使用万民,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。所以说:“伍于四时。”
 
  凡是民众,对他们爱护,他们就亲近;为他们谋利益,他们就归附。因此,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,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。只谋利而不爱护,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;只爱护而不谋利,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。爱与利兼而行之,那就君臣喜悦,朋友喜悦,兄弟喜悦,父子喜悦了。爱、利兼行的结果,在战时,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。所以说:“悦众在爱施。”
 
 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,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。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,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,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。所以说:“有众在废私。”
 
 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,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,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,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。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,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,整饬男女的分别,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,使君德臣忠,父慈子孝,兄爱弟敬,礼义彰明显著,这样,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,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。所以说:“召远在修近。”
 
  关于“闭祸在除怨”,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,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。凡是祸乱的发生,乃生于怨咎;怨咎所生,生于非理。因此,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,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,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,说话一定要正确,刑罚一定要合理。这样,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,也没有憾恨之意了。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,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。所以说:“闭祸在除怨。”
 
 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,在于有贤的佐臣。佐臣贤,则君主尊严,国家安定,人民得治;得不到贤的佐臣,则君主卑辱,国家危殆,人民叛乱。所以说:“备长在乎任贤”。
 
  人,没有不爱利恶害的。因此,与天下人同利的,天下人就拥护他;独占天下利益的,天下人就图谋他。天下人所图谋的,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;天下人所拥护的,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。所以说:“安高在乎同利。”


明法解:


  英明的君主,掌握权谋策略而不可欺瞒,明确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,分清上下职事而不容颠倒混乱。所以,群臣不敢行私舞弊,贵臣不能压制贱者,近臣不能阻碍远者,孤寡老弱不会丧失经常供养,国内尊卑分明而没有互相僭越的情况。这个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国家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所谓治国者,主道明也。”
 
  明法,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;私术,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。所以,法度废而私术行,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,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。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,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所谓乱国者,臣术胜也。”
 
  明君在上位,有必治的权势,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。所以,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,并不是喜爱君主,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;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,也不是喜爱君主,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。因此,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,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;控制着“必尊”的势力,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,这样就令行禁止,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尊君卑臣,非亲也,以势胜也。”
 
  明君治国,立爵禄来鼓励人民,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,故君主能使役他们;立刑罚来镇慑人民,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,故君主能统治他们。所以,没有爵禄,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;没有刑罚,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。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,并非出于爱君,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;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,也不是出于爱君,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百官论职,非惠也,刑罚必也。”
 
  君主,专擅生杀,据有威势,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,这就是为君之道。人臣,处在下位,奉行君令,严守本身职责,做好分内工作,这就是为臣之道。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,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。所以,上下没有分别,君道与臣道混同,是乱国的根本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君臣共道则乱。”
 
 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,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。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,都不怕死,那就无法控制了。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,而君主不危亡的事,是没有的。所以,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,而是由重臣决定;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,而是旁落在下面,这就是寄生的君主。所以,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,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;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,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。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专授则失。”
 
 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,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,威严已经丧尽,权势已被剥夺,政令发不出去,群臣不为所用,百姓不为所使,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,那么,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,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。这种情况,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。所以;《明法》篇说:“令本不出谓之灭。”
 
  明君的做法,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,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,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,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。对受罚的,君主明见他的罪;对受赏的,君主知道他的功。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,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。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,所以没有被“堕遏”的忧患。昏君就不是如此,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,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。这种状况,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令出而留谓之壅。”
 
 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,是因为揽夺君权。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,君令就不能贯彻,下情就不能上通。以人臣的力量,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,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,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,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,这种情况,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下情不上通谓之塞。”
 
  明君,多听独断,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。对群臣的政策,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,贱者可以评说贵者。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。昏君则不然,了解情况没有办法,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。所以,无能的人上来,邪曲之臣专政,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,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,又不得进用。这种情况,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。”
 
  人君治国,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。所以,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,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;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,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,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灭、塞、侵、壅之所生,从法之不立也。”
 
  法度,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,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。私意,是可以产生祸乱、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,是可以蒙蔽君主、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。法度得行则国治,私意得行则国乱。英明君主,虽对自己心爱的人,无功也不赏;虽对自己憎恶的人,无罪也不罚。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,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先王之治国也,不淫意于法之外。”
 
  明君治国,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,执行正确道理。所以,对于当赏的,群臣不得推辞;对于当罚的,群臣不敢逃避。赏功罚罪,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。杂草不铲除,就危害庄稼;盗贼不惩治,就伤害良民。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,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。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,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;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,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。弃公法而行私意,明君是不肯干的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不为惠于法之内。”
 
 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。使人民效力,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。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,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。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,然而他不敢,是法度不让他夺;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,然而他不敢,是畏惧法度的惩治。所以,百官的工作,都按法度检查,奸邪就不会产生;暴慢之人,都用刑律惩治,祸乱就起不来;群臣并进,都用政策来驾御,私术就无法建立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动无非法者,所以禁过而外私也。”
 
 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,靠的是权势。所以,权势旁落在下,君就被臣控制;权势掌握在上,臣就被君控制。一个被蒙蔽的君主,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,然而他令不能行、禁不能止、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,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。所以,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,群臣就畏惧恭敬;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,天下就服从听命。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,命令就无法推行;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,百姓就不会听命。所以,明君治理天下,坚持独揽权势,而不与臣下共分;坚持独定法度政令,而不许出自臣下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威不两错,政不二门。”
 
  明君,统一法规,建立准则,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。所以,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。法,是天下的规程,万事的准则。执法官吏,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。所以明君治国,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。这样,依法治罪,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;依法量功,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。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以法治国,则举错而已。”
 
  明君,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,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。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,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,合法则服从,不合法则抵制不动。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,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。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,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,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。千里之外,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有法度之制者,。不可巧以诈伪。”
 
  权衡,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,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,并非心里不爱财,而是因为“权”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,“衡”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。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,所以不去事奉它。所以,有明君处在上位,官不能枉法,吏不能行私,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,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。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,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有权衡之称者,不可以欺以轻重。”
 
  尺、寸、寻、丈这些单位,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。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,就万元一失。尺寸的计量,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,不替他增长;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,也不替他减短。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,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有寻丈之数者,不可差以长短。”
 
  国家之所以乱,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。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,对于提建议的,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;对于夸誉人的,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。言而不实的,给予惩罚;试官而败坏官职的,也给予惩罚。所以,假话无人敢说,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。昏君则不是如此,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,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;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,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。这样,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,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,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主释法以誉进能,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;以党举官,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。”
 
 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,只看夸誉的人多,就行赏;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,只看诽谤的人多,就处罚。这样一来,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,忠臣无罪而受罚。功多而无赏,臣下就不肯尽力;行为忠正而受罚,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;行贿赂而得爵禄,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;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,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。因此,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,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。所以,K明法》篇说:“官之失其治也,是主以誉为赏,而以毁为罚也。”
 
  一般官吏为官,如行法而不掏私,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。这样,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。人君若不对他的“罪过”调查核实,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,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,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喜赏恶罚之人,离公道而行私术矣。”
 
  奸臣的败坏君主,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,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。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,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。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,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。对他们所要利之、害之的,如君主听而行之,这样,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比周以相为匿,是故忘主死伎,以进其誉。”
 
 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,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;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,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。因此,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,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,这样,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,虽有不义之人,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佼众誉多,外内朋党,虽有大奸,其蔽主多矣。”
 
  凡是所谓忠臣,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,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,来治理天下的。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,国治则奸臣困难,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。所以,奸臣所努力争取的,就是法度不要修明,。君主不要觉悟,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。所以,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,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。奸臣在君主左右,不能不憎恶忠臣。唯其憎恶,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。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,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,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忠臣死于非罪。而邪臣起于非功。”
 
  富贵尊显,久有天下,人君没有不愿意的。令行禁止,海内无敌,人君没有不愿意的。蒙蔽、欺骗、侵权、僧越,人君没有不厌恶的。失天下,灭宗庙,人君没有不厌恶的。忠臣修明法度、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,消除国君的所恶,奸臣的专权者,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,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所死者非罪,所起者非功,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。”
 
  昏君的授爵赐禄,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;判处刑罚,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。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。所以,重臣要赏的,君主就替他赏;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。废其公法,专听重臣的主意。这样,群臣就发展私党,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,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十至于私人之门,不一至于庭。”
 
  明君的治理臣下,明确他们的职务,而监督他们完成。胜其任者留官,不胜其任才废免。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。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。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,接受厚禄,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,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,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百虑其家,不一图其国。”
 
  明君在上面掌权,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,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。昏、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。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,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,不让他事奉君主;虽然有圣智之士,却被大臣们私用起来,不让他治理国家。所以,统率的人数虽多,却不能进用;百官虽然完备,却不能支配。这种情况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属数虽众,非以尊君也;百官虽具,非以任国也。此之谓国无人。”
 
  明君,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,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顾其私家;使君臣本分明确,地位分明,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举。昏君则不然,法度废而不行,故群臣可努力发家;君臣无分,上下无别,故群臣可以私相抬举。这种情况,不是朝臣少,而是众朝臣不为君主所用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国无人者,非朝臣衰也,家与家务相益,不务尊君也,大臣务相贵,而不任国也。”
 
  君主的安官设吏,不只是尊重他们、厚养他们就算完事了,而是使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,执行君主的政令,来治理百姓镇压盗贼的。因此,谁担任的官职大,那就爵尊禄厚;谁担任的官职小,那就爵低禄薄。爵禄,正是君主用来使用和治理官吏的。至于昏君的官员,则是处在尊高的地位,拿着优厚的俸禄,养着自己的党羽,而不以官职为本务。这种情况,官吏就没有作用了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小臣持禄养佼,不以官为事,故官失职。”
 
  明君选拔贤者,对于号称有勇的人,用当兵作试验;对于号称有智的人,用当官作试验。在军队里试验有功的就提拔他,在官府里试验干得好的就任用他。所以,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,用官职的治绩鉴定愚智,这样,勇怯愚智的表现,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了。昏君则不然,听言论而不试验,所以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;任用人材而不试官,所以不肖者也没有什么困难。因此,英明君主用法度验证人的言论以求其实际,把官职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,是专靠法度取人而不搞个人举荐的。所以,《明法篇》说:“先王之治国也,使法择人,不自举也。”
 
  凡所谓功劳,乃是指安定国君,谋利于万民的。破敌军,杀敌将,战而胜,攻而取,使君主没有危殆灭亡之忧,百姓没有死亡被俘之患,这是军士用来作为功劳的。奉行君主的法、度,管好境内的政事,使强者不欺凌弱者,人多势众的不残害人少势弧的,万民竭尽其力来事奉君主,这是官吏用来作为功劳的。匡正君主的过错,挽救君主的失误,申明礼义以开导君主,以致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,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,这是大臣用来作为功劳的。所以明君的治国,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,有功者赏,乱治者罚,赏罚之所加,各得其宜,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预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使法量功,不自度也。”
 
  明君治国,分辨是非,考察事物情况,都是用法度审核。合于法度则实行,不合则不实行。客观成果能证实其人的主张,就给予赏赐;不能证实者,给予惩罚。所以,对所谓有智能的人,必须见到成果而后才用他;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,必须见到罪过而后才免他。这样,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无人能够妒忌,不肖者就困窘失败而无人能够举用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;“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。”
 
  明君的治国之道,是定出人民所喜欢的措施来促使他们立功,所以规定爵禄鼓励他们;定出人民所厌恶的措施来禁止他们行恶,所以规定刑罚震慑他们。因此,按其功而行赏,按其罪而行罚,这样则群臣即使夸誉无功的人,也不敢进用,即使诽谤无罪的人,也不可能废免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誉者不能进,而诽者不能退也。”
 
  控制群臣,专擅生杀,是君的本分;牢记君令,接受节制,是臣的本分。威势尊显。是君的本分,卑贱畏敬,是臣的本分。令行禁止,是君的本分;奉法听从,是臣的本分。所以君臣之间的高下地位,有如天之与地;其划分的差别,有如白之与黑。所以,君臣的界限分明,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。这样,臣下服从君主,就象回响适应声音一样;臣下效法君主,就象影子跟随身体一样。所以,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,君主行事而臣子听从;令则行,禁则止,求则得,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君臣之间明别,则易治。”
 
 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,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,贡献他们的专长。因此,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,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。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,所贡献的合宜,就赏赐他;不合宜,就惩罚他。设官任吏治民,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。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,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。所以,《明法》篇说:“主虽不身下为,而守法为之可也。”

巨乘马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,经济的筹算计划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家没有财物积蓄,原因出在政令上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,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,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。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,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,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。现在君上修建扶台,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。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,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,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。征发一人的谣役,百亩地不得耕种;征发十人,千亩不得耕种;征发百人,万亩不得耕种;征发干人,十万亩不得耕种。春季已失去了那个‘二十五天’,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,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,夏天误了耘苗,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,这就叫做粮食、土地不断地丧失。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,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,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,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。此外,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。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。如随之以暴力镇压,就要发生所谓‘内战’了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啊!”
 
  管仲接着说:“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。那些成王业的君主,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,所以能五谷丰收。但是五谷丰收后,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,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。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,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,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。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,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,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。”
 
  桓公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管仲说:“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。”桓公说:“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?”管仲说:“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,下达一个通令说:‘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,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,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。’到了大秋,五谷大熟,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。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:‘你们的贷款,都要折成粮食偿还,而且要送交州、里的官府收藏。’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,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。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、各里、各邑的官吏们,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。同时通告说:‘国家没有现钱,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。’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,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。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,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,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。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。”

乘马数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,我也想实行它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,所以,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。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发布平准的号令,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,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,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,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。”

  “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,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。成王业的国家,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,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,缺二补二,缺三补三,缺四补四,缺五补五,缺六补六,缺七补七,缺八补八,缺九补九,缺十补十。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,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,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。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,百姓无法务农,则修建宫室台树,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。所以,修建宫室台榭,不是为观赏之乐,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。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,春秋冬夏,不分年始年终,兴工动众;建筑宫室台榭。百姓不能经营农事,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,又丢掉了夏天、秋天的理财时机。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。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,贫病之民乞讨求食,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,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。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。”

  “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,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。各类商品,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,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。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,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。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,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控制流通?”管仲回答说:“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,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,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,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。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。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,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。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,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,这样,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”

  桓公说:“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,就到此为止了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对布帛和各种物资,也都要规定价格。各种物资的价格,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。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。”桓公说;“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?”管仲回答说:“粮价高则百物贱,粮价贱则百物贵。”

  桓公说:“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?”管种回答说:“对郡县上等土地,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。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。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。由此,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,则百姓安定;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,百姓也对君主满意。所以,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,补下等土地的空虚,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,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,则百姓的安定,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、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。”
 

事语:



桓公问管仲说:“治理国事的最佳办法,可以说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什么叫最佳办法?”桓公说:“秦奢教我说:‘不修饰车帷车盖,不大量添置衣服,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。祭祀之礼不用牲,比如诸侯依礼用牛,大夫依礼用羊,不如此,六畜就不能繁育。不能高建楼台亭榭,美修华丽宫室,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。’这种说法对不对?”管仲说:“这是错误办法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。那里天子的管辖,方圆干里土地,列国诸侯方圆百里,滨海的子国七十里,男国五十里,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。所以调节缓急余缺,即使粮财散在民间,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。但是,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,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,成果归于君主,使妇女勤于纺织,成果归于官府,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,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,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。过分奢侈的办法,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又问管仲说:“佚田对我说:‘善于治国的人,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,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,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?’”管仲回答说:“佚田的话不对。那种善于治国的人,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,人民就安心留住;仓廪粮食充裕,人民就懂得礼节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,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。内部不安定,就无法掌握天下。佚田的话是不对的。”管仲接着说:“每年贮备粮食一成,十年就是十成。每年贮备二成,五年就是十成。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,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,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。这样,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,积年累月,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,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,以勇胜怯,以智胜愚,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,以有义胜不义,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,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。于是发兵如风雨,动作如雷霆,独出独入,无人阻止,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。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 

海王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我想要征收房屋税,你看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。”“我要征收树木税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。”“我要征收牲畜税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。”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,又怎么样?”管仲回答说;“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,**什么来管理国家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。”

  桓公说:“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?”管仲回答说:“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,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。”桓公说:“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?”管仲回答说:“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,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。一个月,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,成年女子近三升半,小男小女近二升半。这是大概数字。盐一百升为一釜。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,一釜可收入五十钱。每升增加一钱,一釜可收入百钱。每升增加二钱,一釜可收入二百钱。一钟就是二千,十钟就是二万,百钟二十万,千钟就是二百万钱。一个万乘的大国,人口总数千万人。合而算之。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,十日二千万,一月可行六千万钱。一个万乘的大国,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,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,总数才不过三千万。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,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。假设君上发令说: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,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。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,即使百倍归于君主,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,这就是理财之法。”

  “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:每一妇女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,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;每一耕者必须有一把犁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,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;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,必须有一斧、一锯、一锥、一凿,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。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,天下无有。使针的价格每根增加一钱,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。使剪刀每把加价六钱,五六三十,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。使铁铧每个加价十钱,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。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,均可准此而行。那么,只要人们动手干活,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。”

    桓公说:“那么,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成王业了么?”管仲说:“可以依靠别国的山海资源加以借用。让有海的国家,把盐卖给本国,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,而官府专卖的价格为一百。本国虽不参与制盐,但可以接受别人的生产,用加价推算盈利。这就是利用他人条件的理财方法。”
 

国蓄:


 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,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,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;国君不经营山海(盐铁)的大量收入,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,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。所以,国君能控制粮食,掌握货币,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,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。粮食,是人民生命的主宰;货币,是人民的交易手段。所以,善于治国的君主,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,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。

 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,这是普天下的通例。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,夺之则怒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先王知道这个道理,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,要求形式鲜明;在夺取人民利益时,则要求不露内情。这样,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。“租籍”,是强制进行征收的;“租税”,是经过谋划索取的。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,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,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,这样,天下就乐于服从了。

 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,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;分两家掌握,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;分三家掌握,就无力出兵作战;分四家掌握,其国家一定灭亡。先王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,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。因此,予之、夺之决定于国君,贫之、富之也决定于国君。这样,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,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。

  凡将治国,不懂得轻重之术,就不能组织经济之“笼”来控制民间;不能够调剂民利,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。所以,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,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,这说明什么呢?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,臣子就不肯尽忠,战士也不肯效死了。年景有丰有歉,故粮价有贵有贱;号令有缓有急,故物价有高有低。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,富商就进出于市场,利用人民的困难,牟取百倍的厚利。相同的土地,强者善于掌握;相同的财产,智者善于收罗。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,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。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,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。人太富了,利禄就驱使不动;太穷了,刑罚就威慑不住。法令的不能贯彻,万民的不能治理,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。而且,君主经过计算度量,耕田垦地多少,本来是心中有数的;百姓口粮,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。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。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。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,是民间的交易手段。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。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,钱不够用,这又是为什么呢?钱财被积聚起来了。所以,一个君主,如不能散开囤积,调剂余缺,分散兼并的财利,调节人民的用费,即使加强农业,督促生产,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,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,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?

  年景遇上丰收,农民粮食卖不出去,连猪狗都吃人食。年景遇上灾荒,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,而且道有饿民。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?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,猪狗都吃人食,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。商品遇上落价,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,人民生产不够本钱。商品遇上涨价,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,人民需要不得满足。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,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?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,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。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,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;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,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。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,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;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,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。用低价收购,用高价抛售,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,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。

 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,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,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。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,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,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。人君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。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;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。春天用来供应春耕,夏天用来供应夏锄。一切农具、种籽和粮食,都由国家供给。所以,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。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?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。春耕时放贷于民,用以敛收丝绸;夏锄时发放贷款、用以收购秋粮。这样、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,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。

  粮食是万物之主。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。粮价低则万物必贵。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,而涨落不同。所以,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,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,即使不向万民征税,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。若是征收房屋税,会造成毁坏房屋;若是征收六畜税。会限制六畜繁殖;若是征收田亩税,会破坏农耕;若是按人丁收税,会断绝人们情欲;若是按门户收税,无异优待富豪。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。所以,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,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。因此,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“征”得收入,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“征”得收入。粮食在中等年景,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,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,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;成年女子吃粮三石,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;小孩吃粮二石,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。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,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,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;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,小孩纳四十钱的税。这样,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,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,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。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,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;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,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;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,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。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,寡则贵,抛售则价跌,囤积则价涨。君主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。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,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。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。这样,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,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。

  前有万乘之国,后有千乘之国,这种国家叫作“抵国”。前有千乘之国,后有万乘之国,这种国家叫作“距国”。国土见方,四面受敌,这种国家叫作“衢国”。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,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。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,国土将被削去大半。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,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。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?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,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。一旦大国之君不和,互相举兵相攻,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。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。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,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;将士俘获敌虏,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。结果,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,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。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,实际上没有领土。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,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,所以叫寄食的君主。那么,大国财力空虚,小国财用耗尽,怎样才能补给呢?办法是: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,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,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,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。千乘的中等国家,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,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。再根据年景的丰歉,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。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。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,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,正确运用号令.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。

 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,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,珍珠出产在赤野,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。山水隔绝,舟车不能相通。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,得来不易,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,以珠玉为上币,黄金为中币,刀布为下币。这三种货币,握之不能取暖,食之不能充饥,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,掌握民用,而治理天下的。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,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,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。命令规定八天交齐,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。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,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。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,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。先王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,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。
 

山国轨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理财工作的管理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土地有统计,人口有统计,需用有统计,常费有统计,货币有统计,乡有统计,县有统计,整个国家都要有统计。不懂得统计理财方法而想要主持国家,不行。”

  桓公说:“实行统计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办?”回答说:“一个乡有土地多少?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?粮食总值多少?还有:一个县的人口多少?土地多少?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?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?全年计算供应人食后,余粮多少?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,其成品多少?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,全年,供全部人口穿用后,余布多少?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,调查土地的情况。”

  桓公说:“为什么要用另一组统计项目,调查土地情况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有生长芜蒲的沼泽地,有生长竹箭檀朽的山地,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,有生长鱼鳖的水溏地。这四种土地,君主若都善于管理和控制,就可以从产品上取得收入,而不必向人们征税。至于亩产十鼓的上等土地,君主若不纳入统计来控制其产品,富民商人就要来控制。他们手中有钱,从不以务农为重,这便是君主的失策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统计预测的内容怎样产生?”管仲回答说:“此事如不保守机密,朝廷就将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。”桓公说:“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一个乡土地多少?吃粮人口多少?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?余布有多少?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,有的情况是:‘地多少,人多少,粮食不够有多少。’有的情况是:‘地多少,粮食剩余有多少。’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来。这叫作总体的统计。然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。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,就主动借钱给他们。大户多借,小户少借。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,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,也要借钱给他们,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。次年,年景好,五谷丰登。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:‘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?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?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。’这样粮价就会上涨,币值就会下跌。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,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,故粮价将上涨十倍。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,接济其不足,也不至于过分损失。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,使粮价坐长了十倍。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,只要合于国家需用,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。合同按乡、市的价格写明:‘官府无钱,但有粮。用粮食折价来收购。’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,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。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。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,再进行囤集粮食,粮价又上涨十倍。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:‘国君将巡行各地,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。’还通告邻近各县说:‘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。如果巡行用粮不够,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。’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,粮价又坐涨十倍。国君便下令说:‘从富家所借的钱,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。’这样,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,币值又要上升了。全国的百都百县,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。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。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。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,一成在民间,币值高而万物贱,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。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,物资都集在官府,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;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,至物价回降而止。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,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,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,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,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。所以叫作国家的‘统计理财’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,有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,又能管好自然资源,何必向民间征税呢?”桓公说:“何谓管好自然资源?”管仲回答说:“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,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、何时开发山泽,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、何时开发山泽,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,这又是物价涨落、贫富兼并的时节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‘四务’。”桓公接着说:“什么叫作四务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大春,人民将用的东西,君主早有贮备了;大夏,人民将用的东西,君主早有贮备了;大秋,人民将用的东西,君主早有贮备了;大冬,人民将用的东西,君主早有贮备了。大春,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:春天的夹衣、夏天的单衣、竿子、篮子、绳子、青箕、口袋、筐子、竹盒、捆绳等物品,使用多少天,使用的人有多少。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:口袋、筐子、竹盒、绳子和公衣等。完工后归还公家,并毁掉合同。所以,劳力出自百姓,器用出自国家。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,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,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,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,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好,我想筹办一个统计理财的机构,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,就足够办好这个机构了。”桓公说:“筹办后怎样展开工作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在龙夏地区,贷放黄金九千斤,可以用钱币辅助黄金。大户用金。小户用币。在歧山周围至峥丘以西的塞丘地区,是山地之田,只贷放钱币,而且按贫富分别调度。在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,是中等土地,也用贷款控制,大户用金,小户用币。三个地区的出产都已掌握起来以后,粮价就可以涨二十倍。梁渭、阳琐两家的牛马遍齐国田野,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,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,然后就对这两家说:‘国家为建设军队,将为配备战车征购你们的牛马,但国家手里无钱,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。’这样,牛马为国家掌握,粮食归此两家。两家把粮食出卖以后,粮价回到原来的水平,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了。”管仲接着说:“请国家与人民订立合同,有田者加倍贷放预购款。内地可不办,边地都是订合同的地区。这里可用之马足够配备千辆兵车,齐国战车的配备,就在这里解决,不必向民间求索。这也就免除按丘、邑等单位向居民征课马匹了。”

  “国内粮价的涨落决定于国家,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家,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家。下一步还要巡行各地的农田,凡在田地里面植的树,都把它叫作粮食之害来除掉。凡房屋四周不种桑树而要种其他杂木的,都斥为妨害妇女养蚕禁止之。使盖房子、造器械的人们,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。然后,君主就可以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:树粗不足一握的叫小木散柴,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,三围以上是制造棺停的上等木材;小木散柴应收租税若干,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,棺停用材应收若干。”管仲说:“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,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,国家得利九倍,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,安而无怨。现在又免除田赋,收税于山林资源:富户厚葬者出高价,小户薄葬者出低价;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,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。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,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,这就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。”

 

山权数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,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,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,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。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,人、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。”桓公说;“为什么不掌握天权,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?”管仲回答说:“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,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。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。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,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;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,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。所以,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,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。因此,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,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。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。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,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。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,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。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我想实行掌握‘三权’的理财方法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梁山南面所产的纟青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,是天下稀有的珍宝。”管仲接着说:“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,每年贮备一分,行之五年,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。”管仲接着说:“要铸钱立币,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,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。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。因为商品价格偏高,别国就来倾销射利;商品价格偏低,物资会泄散外流。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。物资泄散外流,就等于本国失权;被人射利,就等于本国失策了。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,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,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。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。均平变为不均平,富裕沦为贫穷,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。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。”桓公说:“掌握‘三权’的理财方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如果大丰收的年份,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;歉年也要完成一半。”桓公说:“歉年应当补助,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,一可为十,十可为百。用歉年掌握丰年,歉年的粮食价钱,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;丰年的收粮数字,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。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。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,‘三权’都将由君上掌握了。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:“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,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,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上等地亩产十石,中等地亩产五石,下等地亩产三石,其余都属于荒地。一个农民,一般种田百亩。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、十、三十和一百。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,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。那么,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,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。所以,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,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,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如今想成为大国,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,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,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现实行权变之策,后果又将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,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;若通晓轻重之术,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伯资财多的。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,治理海内,并永远垂誉无穷,有办法做到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有。那就是: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,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,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,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,使财物一变为十,九倍为国家赢利。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,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,十个增长为一百。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,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,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,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。”桓公说;“什么叫开放与收闭?”管仲说:“君主不提倡仁,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;君主不提倡慈孝,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。这是最大的祸乱。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,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。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,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。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,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。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,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。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,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。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,也可以称之为‘平准之道’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,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;有善养牲畜的,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;有精通园艺树木的,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;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,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;有善于治病的,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;有通晓天时的;即能预言灾情,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,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;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,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,值粮八石。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,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。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。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,各级积蓄都很充裕。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,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,吞吐物资,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。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?”管仲说;“懂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,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,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,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,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,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。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,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,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。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。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:懂‘时’的官,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,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,错行理财之策,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;懂‘春秋’的官,可以远占得失,以为后来的教训;懂‘诗’的官,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;懂‘出行’的官,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;懂‘易’的官,可以掌握祸福凶吉,不至于发生错乱。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,我已经明白了,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?”回答说:“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,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,通晓得失规律、万物始终的人才,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,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?”管仲回答说:“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,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。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,就好象民富则君贫,民贫则君富一样。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。国事的关键,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;为君之道,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;人心的整治,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设计法度得宜?何谓禁制人心邪恶?”管仲回答说:“设计各种法度,要注意量力行事;禁制人心邪恶,要注意惩前毖后。这样,祸事就不会发生,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。”桓公说:“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,想杀害君主,属于政治性的大罪。对所有犯罪的各家,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。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。齐国处理此等事件,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。惩治坏人用刑罚,表彰好人用奖赏,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。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‘国戒’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,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没有,还有御神用宝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御神用宝?”管仲回答说:“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,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?”管仲回答说:“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。君上立即派出使臣,配备十乘马车,携带黄金百斤,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:‘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。’还说:‘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,样子象龟,寄居在你的家里,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,终身享用,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。’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,每天要血祭四条牛,立名为无价之宝。过四年后,征孤竹国,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,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,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:‘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,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,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,借用你的粮食。’丁氏向北再拜领命,送到粮食,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。桓公便对丁氏说:‘我老了,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。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。’丁氏回家后,便改建房屋,辅设垫席,把龟收藏起来了。过四年,在兵伐孤竹的时候,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。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: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,年龟价值为四千金,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。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,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。贡龟的使用: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,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流通中的作用?”管仲回答说:“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,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。所以,善治天下者,要掌握粮食、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,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,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。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,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,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。”

 

山至数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梁聚对我讲:‘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,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。’梁聚的意见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梁聚的话不对。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,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。兵器、工具不足则皮、帛不能出口,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。对外,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;对内,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。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。国君有山,山中产铜,可用铜铸造钱币。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,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,粮价可上涨十倍。农民晚睡早起,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。这样一来,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,就可以为国效命;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。所以,善于主持国家的人,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,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;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,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。这样,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、为他所使的。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又问管仲说:“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: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?”管仲说:“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?”桓公说:“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,谋士全部拿出谋略,百工全部拿出技巧。这样做,就可以治国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士的话是错误的。俸禄轻,士人就不肯死难;币值低,士人就轻视奖赏;物价低,谋生易,士人就苟且偷生。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,还有什么办法呢?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,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,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,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,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。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,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,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从前周朝享有天下,诸侯宾服,名教行于天下,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。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,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。这样,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,利用江阳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,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。这叫作以少变多,以小变大,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。”桓公说:“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?”管仲说:“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,大夫便把商入找来说:‘请替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。’如果粮食原价为一,这就有九倍盈利。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,这样,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。待粮价恢复原状,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。货物推销到民间,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。结果钱、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。天子成了客位,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。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,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。他们结聚朋党,操纵物价,包揽市场民用。就国内说,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;就国外说,诸侯串通结聚朋党。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。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。”

  桓公又问管仲说:“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。有办法做到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,只可先在本国实行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,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。主持国政的,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。也就是说,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,也无论某县多小,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。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。到了大秋,粮价下降三分之一,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。粮价与时价相同,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。结果,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,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。翌年春天,粮价成倍上涨,就是因为此法。夏天,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,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。到了大秋,就对农民说:‘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,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。’百姓说:‘手里无钱只好还粮。’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。这样,利用粮价的上涨,掌握季节的变化,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。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,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;取用百姓的粮食,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。囤积低价的粮食,再用高价卖出去,这都是有效的办法。这样做,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?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,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,我们是二十,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。如果他们是二十,我们是十,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。所以,善治天下者,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,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。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,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。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,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,使粮价加倍提高,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。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。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,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。这种‘以重藏轻’的政策,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。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,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。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,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,等于没有部属;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,等于没有基础。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,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,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。”桓公说:“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,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,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,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。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,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。”桓公说:“怎样实行?”管仲回答道:“成王业的藏富于民,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,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藏富于民?”管仲说:“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,贷放在城阳一带;拿出鹿台的钱币,贷放在济阴一带。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:‘百姓富君主不会穷,百姓穷君主不会富,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,府库也不积累钱财,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。’等到年景丰收,五谷丰登。粮价大降,比上年降低一半,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,使粮食归国家,货币散在民间。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,币值下跌,粮价则上升一半。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,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,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。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,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。国家按人口征税,每户一年才收十钱,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。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,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。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。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,再次发放于百姓,分粮食为四分,使之三分在国家,一分在民间,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。至于大夫,由于他封地多,囤积粮而对抗君主,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?”管仲回答说:“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,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,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。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。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,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,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。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,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。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,也就是留三成,贷出七成,赈济贫民,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。这样,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,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;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,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,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;投出粮食与物资,既博得仁义之名,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,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。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。所以说: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,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特告诉我:‘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,固然太吝啬了,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,则可以照此而行。’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?”管仲说:“这不是法家的办法。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,把墓室修得很美,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,不是利国之道。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,而埋于地下。善于治国的人,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,就可以控制大夫了。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?”管仲回答说:“是从宗戚开始的。”醒公说:“何谓由宗戚开始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一国的国君,生下弟兄十人,就分封为十个国家;生弟兄五人,就分封为五个国家。他们传了三代以后,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。传了十代以后,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。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,用兵决斗不止。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。所以说: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,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。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,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。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,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,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,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。所以,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,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;“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,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,出兵车一辆,配备二十七人。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,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,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,产粮多少,粮价高低多少,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,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。因此,货币的计算筹划,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,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,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。”桓公说:“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,应该怎样实行?”管仲回答说:“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,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,官府的人夫、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,这样,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,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。粮价上涨十倍左右,就是因为此法;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,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。然后就对皮革、筋角、羽毛、竹箭、器械及其他财物,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,都订立收购合同。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。于是就发出通告说:‘某月某日,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,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。’这就是说,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。国家理财政策,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,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,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。如今,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,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。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,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,粮价上升金价下降。人君能掌握好粮食、货币、黄金的平衡关系,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。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平准之法,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,我都知道了。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狼牡到冯会口,从龙夏以北到海庄,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,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?”桓公说:“何谓贯彻理财之策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,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。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,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,就从‘都’一级提升为县级。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,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,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。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,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。由于加强管理,冯会、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。这项政策,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,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,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。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‘贯彻’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有山区,有低洼多水地区,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,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,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。这五种不利地势,是人君所忧虑的事。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,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,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,被水泉伤害,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,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,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。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,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如海内统一,控制了天下诸侯,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,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,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,使东西南北相补助,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。所以说:在诸侯分立条件下,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;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,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,使之调平就是了。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,不足则制止之。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、各州的经济情况,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,生活极为稳定。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,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。”

地数:


  桓公说:“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,可以讲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,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。其中山脉八千里,河流八千里,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,出铁的矿山三干六百零九处。所有这些,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,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。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,财用有余;不善于利用的,财用不足。古今封泰山、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,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。这叫国家的财政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,夏梁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,商汤只有‘薄’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。并不是天专为商场降下粮食,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,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、善于轻重之术、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,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。从前,黄帝也曾问过伯高说:‘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,有办法么?’伯高回答说:‘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树立国有的标记,我们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,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。’黄帝说:‘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?’伯高回答说:‘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,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,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、锡、红铜,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,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。如发现山有矿苗,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。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,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,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。违令者死罪不赦。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。’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,葛卢山山洪过后,露出金属矿石,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,蚩尤制造了剑、销、矛、戟,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。雍狐山山洪过后,露出金属矿石,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,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,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。因此,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,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,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再谈谈天然的资源从那里来?地下的财利在那里?”管仲回答说:“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,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。另一种说法是:‘表面有铅的下有主银,表面有丹沙的下有鉒金,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。’这些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。如发现山有矿苗,国家就应当严格封山而禁人出入。有破坏封山的死罪不赦。有犯令的,左脚踏进,砍掉左脚;有脚踏进,砍掉有脚。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。因为这正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。”桓公又问管仲说:“以利用天地财利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,有谁?”管仲回答说:“周文王和周武王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涵义?”管仲回答说:“玉产在牛氏的边山,黄金产在汝河、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,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。这些东西部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,路远而难得。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贵重程度,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,黄金为中等货币,刀布为下等货币。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,号令缓则金价下跌。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,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,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,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。”

  桓公对管仲说:“我要保住国内资源,不被天下各国捞取,反而要外取于天下,可以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。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,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。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,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。”桓公继续问管仲说:“他们是怎么做的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,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。”桓公说:“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‘重泉’的兵役,下令说:“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,可以免除此役。’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,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,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。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,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;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,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。这就是‘准衡’的理财之法。”桓公接着问:“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。楚国有汝、汉所产的黄金,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,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。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。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,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。关于吃盐的数量,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,成年女子近三升,小孩近二升。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,每釜就增加五十钱;每升提高一钱,每釜就是百钱;每升提高十钱,每釜就是干钱。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,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,阳春一到,就可以在盐的‘时价’上取得收入了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在阳春农事开始时,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,修坟墓,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,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。那么,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。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,沿着黄河、济水流域,南运到梁、赵、宋、卫和濮阳等地出卖。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,保卫自己国家,用盐特别重要。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,那么,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,可以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国富而财物繁多,不能经营掌握,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;粮食丰产,我们贱而别国贵,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。那样,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。善于治国的人,就象大海行船一样,观察风势的起源,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,粮价低我们就低。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,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?”管伸回答说:“没有。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,是四通八达的地方,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。外人来到我国,吃我们的粮食,用我们的钱币,然后,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。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,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,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。善治国者,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,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。”
 

揆度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从燧人氏以来,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,可以讲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燧人氏以来,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。共工当政的时代,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,陆地占十分之三,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。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,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,限制他们制造武器,烧山林、毁草薮、火焚大泽、驱逐禽兽,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,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。至于尧舜当政,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,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,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,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,使大夫参与其事。”桓公说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他们命令:‘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,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。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,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。’这样,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、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,因此,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。这就是说,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,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;大夫们散其财物,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。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。”

  桓公说:“在‘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’这句话里,什么叫作‘事名二’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天道为阳,地道为阴,这就是事名二。”“什么叫正名五呢?”回答说:“权、衡、规、矩、准,这就是正名五。它们体现在颜色上,就分青、黄、白、黑、赤;体现在声音上,就分宫、商、羽、微、角;体现在味觉上,就分酸、辣、咸、苦、甜。这里的利用‘二五’,同上面的‘童山竭泽’一样,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。五味,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;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;五色,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。人君丢掉了‘二五’,就会亡国;大夫丢掉了‘二五’,就丧失权势;普通人丢掉了‘二五’,也不能治理一家。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,所以叫作‘国机’。”

  轻重家的法典上讲:“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,但作起来不称职的,就杀掉他以血祭鼓;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,但作起来不称职的,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;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,但作起来不称职的,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。”这样,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。这样,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,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,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。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失准的问题。”管仲回答说;“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,而我们无能为力,这就叫作失准。”桓公说:“这是什么意思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,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,就要割地而封;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,也要割地而封。这样。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,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。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,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,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“封给”富民商人。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,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。邻国每动一次兵,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,弄得贫者更贫,富者更富,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。”桓公说:“这又是什么意思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,百姓放下农具,拿起武器出外打仗,那么,举国不能种地,这并不是天灾,而是人祸造成的。国君在战时,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,百姓只好抛卖财物、粮食,折价一半脱手。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,那么,‘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。战争结束,百姓复归旧业,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。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,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。这样一来,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,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。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,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,国君是束手无策的。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,国君无能为力,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。”

  管仲说:“人君掌握了本,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;人君掌握了开始,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。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,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;对于粮食,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;对于其他物质,则订立预购合同。这样,商品一动,措施就跟上去。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,商人就无法行事;君主控制流通,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。所以,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,国内没有投机商人,商品贵贱相当,这就叫作‘国衡’。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,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。”

  管仲说:“善于管理商业的,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;国家办商业,市场就清淡冷落;市场清淡冷落,农业劳动力就充足;农业劳力充足,人民财物就丰富;人民财物丰富,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。现在的情况则不然,商人贵卖,君主跟着贵买,贵而不能使之贱;商人贱卖,君主跟着贱买。贱而不能使之贵。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,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,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。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。所以,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,就不能做到大治;不洞察商业始终,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。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,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;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,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;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,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。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,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轻重之术何时终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,没有终止之时。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,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,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。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,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,使百姓崇尚礼让,而不搞轨外的活动。可见,轻重之术的用处,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,可以为战争服务;在各诸侯国归顺时,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。”

  管仲说:“要做到一年耕种,够五年吃,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;要做到一年耕种,够六年吃,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。果能这样,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。对富者能够夺取,对贫者能够给予,才能够主持天下。而对天下的人们,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,遵行这项政策,这样,就可以统一调度了。对于天下的人们,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,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。因此,善治天下的君主,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,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;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,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。”

  管仲说:“善于主持国家的,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,只要加重秤锤,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。所以,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,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。现在,粮食在我国价高,在其他诸侯国价低,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。所以,价格高则财货聚来,价格低则财货散走,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,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,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。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,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,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。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,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。所以,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。”

  “粮食,是人们生命的主宰;钱币,是物资流通的渠道;号令,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。所谓‘号令重于宝物,社稷重于父母’,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?”回答说:“当城郭陷落,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,大臣都要殉难;但父母死亡,却没有殉死的儿子。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。而且,卫国者有人而无城,等于是空守平墟;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,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。”

  桓公说:“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,可以讲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使用阴山所产的需,是一种办法;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,是一种办法;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,是一种办法;使用汝水、汉水所产的黄金,是一种办法;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,是一种办法;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,是一种办法;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,是一种办法。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,以狭掌握广的办法。天下的理财之法,莫过于轻重之术了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阴山的马,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。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,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,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,应当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,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。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,这就一变为四了。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,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,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。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,黄金出在汝水、汉水的右衢,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。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,路途遥远,来之不易。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,规定珠玉为上币,黄金为中币,刀布为下币。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,制约着下币刀布、上币珠玉的作用。”

  百乘之国,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,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。一天确定计划,两天装载货物,三天运出国境,五天可以来回。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,不超过五天。百乘之国,拥有耕地一万顷,户数一万户,人口十万人,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,兵车百乘,战马四百匹。干乘之国,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,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。两天确定计划,三天装载货物,五天运出国境,十天可以来回。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,不超过十天。干乘之国,拥有耕地十万顷,户数十万户,人口百万人,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,兵车千乘,战马四千匹。万乘之国,在中央建立市场,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。三天确定计划,五天装载货物,十天运出国境,二十天来回。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,不超过二十天。万乘之国,拥有耕地百万顷,户数百万户,人口千万人,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,兵车万乘,战马四万匹。

  管仲说:“单身男子叫作鳏,单身女子叫作寡,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。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,父母也算作‘独’,必须由政府负丧葬之责:衣食要有三领,棺木要厚三寸,乡中官吏亲管其事,葬于公家墓地;战死者如是独生,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。因此,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,也不引以为苦了。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,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,一定是好百姓,是努力耕作的人,要用两束干肉、一石酒奖赏他们。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,如是老年人,则遣责之,如是壮年,则遣送边疆服役。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,则贷与土地和钱币。由此,百业皆兴,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。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。”

  上等劳力的农民可负担五口人吃饭,中等劳力可负担四口,下等劳力可负担三口。上等劳力的妇女可供应五口人穿衣,中等劳力可供应四口,下等劳力可供应三口。农民要经常耕作,妇女要经常纺织。一农不耕,人民就可能有挨饿的;一女不织,人民就可能有受冻的。饥寒冻饿总是起因于土地经营。所以先王认真对待这个起因。农事收获达到成本的二倍。农民才没有卖儿卖女的;达到三倍,才可以正常备粮吃饭;达到四倍,乡里富裕;达到五倍,则余粮远近流通,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。如果农事收入达不到成本的二倍,君主再征敛不止,那么,为非作歹的路上,单人都不敢出行,财货放在手上也不安宁了。随着用法律镇压,就等于自己在残害百姓。物价失调,饥民不能管理,百姓卖出的儿子,自己不能依靠使用,君失其民,父失其子,这乃是亡国之道。

  管仲说:“神农之术告诉我们:‘一种粮食无收成,则缺少一种粮食,粮食的卖价将上涨十倍;两种粮食无收成,则缺少两种粮食,粮食的卖价将上涨二十倍。’遇此情况,国家应当提倡用瓜菜补充民食。而对于没有口粮的农户,由国家供给旧年的陈粮;对于没有种籽的农户,由国家贷给可用的新粮。这样,才不会出现赢利十倍的奸商,也不会出现加倍收息的高利贷者。”

国准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国家的平准措施可以讲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家的平准措施是按照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的。”桓公说;“何谓按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?”管仲回答说:“黄帝当政的时代,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。虞舜当政的时代,断竭水泽,伐尽山林。夏后氏当政的时代,焚毁草薮和大泽,不准民间增加财利。殷人当政的时代,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,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。周人当政的时代,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,集中贮备各种物资。五家的办法虽有不同,而集中统一的作用是一样的。”

  桓公说:“那么,对此五家的政策,借用哪家为好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烧山林、毁草菇、火焚大泽等措施,是因为禽兽过多。伐尽山林,断竭水泽,是因为君智不足。焚烧草薮大泽,不使民间增加财利,既取消工具武器的发展,又闭塞人们的生产能力,都是为了加强自己。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,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工具,是为了不过分生产武器和工具而统一民心。派官吏管理人才,禁止私造刀枪,提倡仁义道德,是在稳固基础上安定自己地位。五家的政策虽有不同,而作用是一样的。”

  桓公说:“现时当政的王者,采用哪家的政策为好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兼用五家之法而不可全盘照搬。”桓公说:“此话涵义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设立祭神的坛场来封禁山泽,统一制造武器工具来运用物资,使天下同来经营但却严格着物价政策。实行伐尽山林与断竭水泽的办法,控制财利并掌握流通。开发矿山以铸造钱币,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场,使人民富饶起来。因为杂草丛生的洼地,不适合粮食生长,应作为饲养糜鹿牛马的牧场。春秋两季,把幼畜供应百姓,把老畜杀掉卖出,发行货币来掌握粮食。这就利用了无用的土地吸收百姓余粮。五家的政策都采用了而没有全盘照搬。”

  桓公说:“上述五个朝代,已经概括了人们所知的各种办法了。以后成王业的君主如何,可以再谈一谈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重视调查而做到有条不紊,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,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,条件已变就应放弃。成王业的具体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。这里所说,只能是五家的平准措施。”
 

轻重甲:



  桓公说:“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。物资一动,措施就要跟上;听到消息,就要及时利用。所以,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,招引天下的人民,则国家不能成立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夏桀时,女乐有三万人,端门的歌声,清晨的音乐,大路上都能听到;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。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,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。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。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,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,只追求女乐享乐,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。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,在每个里贮备五窖存粮。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,对那种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,给予安葬费用。如做到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,死者得到安葬,穷者得到救济,那么,天下人归附我们就会象流水一样。这就叫作招引天下的人民。所以。圣明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,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,一旦发出号召,就能使万民亲近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商汤仅用七十里的‘薄’地,就兼并了桀的天下,其原因何在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梁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,夏天在河里渡筏,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。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,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。商汤则不是如此。收贮蔬菜和粮食,对饥饿的人给饭吃,对挨冻的人给衣穿,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,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,这就是夏架丧失天下的原因。”桓公说:“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?”管仲说:“女华,是桀所宠爱的妃子,汤用千金去贿赂她;曲逆,是桀所亲近的大臣,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。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,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,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,而汤得成其为天子。这是商场的机密策略。”

  桓公说:“轻重的理财之法,国准的五种区别,我都已知道了,请问用兵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在平衡供求上作战,在调节物价上作战,在物资流通上作战,在运用权术上作战,在利用形势上作战。这就是所谓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,他说:“我们国家,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,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,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。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。对于死难者的孤儿: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,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,没有东西救济他们,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:那些升大官、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,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,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,不控制就下降;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,物价就可以上涨,不掌握就下降。因为当大官的、有采邑的、富商、蓄贾、积余财的、藏盈利的、囤积财物的人家,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。所以,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,召集那些功臣、世家、当大官的、有采邑的、积余财的、藏盈利的、囤积财物的人家,对他们说:‘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,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,天下各国都如此,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?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。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。’接着就定好合同。粮食数量,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。这样一来,缺粮无粮的百姓,都闻风而纷纷买粮,买多的、买少的,络绎不绝;远道的、近道的,不推而自来。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。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,收养贫病之人,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。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,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。这样,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,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,舆死扶伤,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,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。”

  桓公说:“皮、干、筋、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。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、干、筋、角的价格昂贵,这不是治国之法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,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,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过了一年,皮、干、筋、角的征收减少一半。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。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这是什么缘故?”管仲回答说:“桥和池平坦的时候,夫妻两人拉着车子,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。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,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,一旦天下小雨,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;洼地遇雨,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。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。牛马骡被累坏了,而且不断死在路上,牛马的皮、干、筋、角白送都没有人要。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。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,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。所以,高架桥而深挖池,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。诚如《道若秘》所说:‘重视财物的生产,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。’”

  桓公说:“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。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,养活工匠,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,这个原因是什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鹅、鸭的窝巢很低,{昆鸟}鸡、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。对于射有天鹅、{昆鸟}鸡的人家,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过了一年,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,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。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,弓弩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。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对于射有天鹅、鹃鸡的人家,您用玉壁礼聘,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,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。另外,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,就不能射中鹃鸡、天鹅和大钨。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,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“非木扌敬”,它本身是不会正的。所以,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,其原因何在呢?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。”

  桓公说:“我想要征收房屋税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行,这等于毁坏房屋。”又说:“我想征人口税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行,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。”又说:“我想要征收牲畜税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行,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。”又说:“我想征收树木税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行,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。”“那么,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您向鬼神征税。”桓公很不高兴地说:“人口、房屋、牲畜、树木尚且不能征税,还能向鬼神征税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行事合宜而乘势,就可以得到好处;谋事利用权术,就可以得到大助。王者善于运用时势,圣人善于运用神秘,使万事各得其宜。”桓公说:“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尧有五个功臣,现在无人祭袍,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,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。春天敬献兰花,秋天收新谷为祭;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,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。这样,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,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。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,又推行了礼义教化。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,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?”

  桓公说:“天下各国,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。现在我想北伐孤竹、离枝,恐怕越国乘虚而至,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,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,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。这样,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?”桓公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修筑三川、建圆形水池,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。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,深度达七十尺。然后下令说:‘能游者赏十金。’还没有用去千金,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。”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。越国果然兵到,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。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,应战于淄水的曲处,大败越军。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。

 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,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。管仲祝贺桓公说:“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,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。”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,粮食的收成也好。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,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。现在北部草泽起火,柴草无以为继,这样,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,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。春天得以耕种土地,夏天得以除草耘苗。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。”

 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,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,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,有办法帮助他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: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,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,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。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,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。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,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。”

  管仲说:“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,齐国也在其内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楚国有汝河、汉水的黄金,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,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。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。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,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,如果经营不好,运用不当,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。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,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,妇女不织而衣了。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,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,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从十月开始征集,到次年正月,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。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?”管仲回答说:“初春一到,农事即已开始,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、修屋、建台榭和砌墙垣。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。这样,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下一步如何行事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卖到梁、赵、宋、卫和淄阳等地。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。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,守卫自己国家,用盐特别重要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下令出卖,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。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如何用这些黄金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规定,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,金价将上涨百倍。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,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,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。所以,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,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。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。”

  管仲说:“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,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,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,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,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。所以,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,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,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,往往降价一半,落入商人手中。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。所以,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,使贫者丧失财物,等于双重的贫困;使农夫失掉粮食,等于加倍的枯竭。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、沼泽和草地,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管仲回答说:“山林、沼泽和草地,是出产柴薪的地方,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。所以,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,去追捕渔猎,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。对百姓的爱护,能够像弟之与兄,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,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,直接相互支援了。因此,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,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。阳春,养蚕季节一到,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,作为他们买口粮、买养蚕工具的本钱。这样一来,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。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,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:春天的耕地时机,下一步的收麦时机,再其次的种芋时机,再其次的种麻时机,再其次的除草时机,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、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。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,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。善治国者,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,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,所以,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。这而后,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。”

  管仲说:“一个农民不耕田,人民就有可能挨饿;一个妇女不织布,人民就有可能受冻。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,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;三倍,则衣食充足;四倍,则赋税有保证;五倍,则余粮远近流通,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。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,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,那就路右盗贼,单人不敢走路,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。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,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。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,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;五谷中只二谷成熟,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;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,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。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,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,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,是办不到的。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,晚上就限令交齐,有钱人家拿得出来,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,农民卖粮交税,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。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,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。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,百姓无力应付,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。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,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。平民在国内流亡,而士人逃奔国外,这样,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。”

  管仲说:“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,要注重四时农事,保证粮食贮备。国家财力充足,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;荒地开发得好,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。粮食富裕,人们就知道礼节;衣食丰足,人们就懂得荣辱。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,开发草土,是可以得到粮食的。人民的口粮,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。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?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。现在君上铸造钱币,人民用来交易,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。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?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。所以,作为人君,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,调节物价的高低,分散兼并的财利,即使他加强农业,督促生产,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,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。”桓公问管仲说:“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,分散兼并的财利,散开囤积的粮食,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,不停息地积累,贫贱、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。那么,这种‘散’和‘分’都有什么办法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,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束车五乘,从周下原接来癸乙。桓公与癸乙、管仲、宁戚四人坐定。桓公说:“请问关于轻重之术?”癸乙说:“向人民征税过重,就失掉人民支持;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,就没有盟国追随。”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:“我不向人民征税,用什么供养军队?不向人民征税,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?”癸乙说:“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。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,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,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,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。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,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,流失到其他国家,是本国的大害。”桓公说:“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。”癸乙回答说:“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,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。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,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。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,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,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,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。所以,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,才能够主持天下,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。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,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,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。这就是轻重之术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现在十万甲兵,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;一次战争,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。久而久之,怎样维持下去?”管仲回答说:“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,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。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,每钟才四百,二十钟才是八千钱。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,两斤就是八千钱。这样,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,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,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。粮贵黄金就贱,黄金贵粮食就贱,两者涨落刚好相反。所以,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。如每釜提为四百,每钟就是四千钱,十钟四万,二十钟就是八万。金价每斤仍为四千,十斤才是四万,二十斤才八万。这样,君主一发号令,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。由此可见,国土不在广狭,国家不在贫富,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精通轻重之术。”

  管仲说:“咚咚击鼓,战士就愤怒前进;锵锵鸣金,战士就肃然而停。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,则有的战死,有的受伤,不停地争相前进。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,手满伤痍,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,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。所以君相在朝廷上,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,臣下就不肯尽忠;统帅在行军中,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,士卒就不肯死战。由此看来,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,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。所以,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,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,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,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。能够做到了,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,而威震边地的臣民;不怕险阻,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;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,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,独出独入,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。

  桓公说:“四夷不肯臣服,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,我们有办法解决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,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。发和朝鲜不来朝拜,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。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,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。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,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。所以,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,是珍珠;用它作货币,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。一张豹皮,是价值干金的;用它作为货币,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。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,是白玉,用它作货币,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。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,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,用它们作为货币,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。所以,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,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,远近各国不能互利,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。”
 

轻重乙:



  桓公说:“天下的物价涨跌可以使之停止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永远不应当使之停止。”桓公说:“其永远不应使之停止的有关理论,可以讲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土的东西距离二万八千里,南北二万六千里。天子在中央,国之四面,每面距离都有一万多里,百姓交纳贡赋远的也要走一万多里。因此,有用百倍的劳力而送不到的,有用十倍劳力而送不到的,也有转瞬即到的。距离远的关系也就疏远,怨恨君主。边境诸侯收罗这些怨民,同他们亲善拉拢,以致缺空不来朝拜。这种情况等于是天子自己阻塞了统治的通道。精通粮食经济的官员都走了,还能够掌握天下什么事情?”桓公说:“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在天下四方建立‘壤列’制度,天子在中央,统治地方千里,大诸侯国三百多里,普通诸侯国大约百里,靠海的子爵、男爵大约七十里。这样就像胸使用臂,臂使用指一样方便。那么,小财小利都不会被民侵占,调节供求缓急,利用物价高低,虽在基层也不至给君主带来忧虑了。海不断出产盐,山不断出产金属和木材,草木到时生长,器物到时毁灭,海盐也会到时候用完。就是完了又会重新开始,与天地的运动变化并行不止,这就是建立‘壤列’制度来永远利用物价涨跌的理论。”

  周武王曾问癸度说:“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,天子就不亲近;不能满足左右的要求,又得不到君臣的爱戴。如不想挨家挨户征税又能满足左右的需要,该怎么办呢?”癸度回答说:“我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,远道交纳赋税从这里通过,游客蓄商从这里经过,资财货物从这里转运。因此,只要他们吃我国的粮食,用我国的货币,然后,总是用黄金来支付的。所以,君上要提高黄金价格并用来购买降价的普通万物,然后再掌握万物而互相利用,国家的理财政策就成功了。所以,要严肃地不忘记理财的谋划,否则,怎么能治理百姓?”武王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癸度说:“黄金产在汝河、汉水的右面一带,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,玉产在禺氏的旁山。这些东西都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,路途遥远,运来困难。所以先王分别按其贵重程度考虑使用,把珠玉定为上等货币,黄金定为中等货币,刀布作为下等货币。先王就是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,用来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,这就满足天下需要了。”

  周武王曾问癸度说:“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,天子就不亲近;在朝中左右没什么朋友,在群臣里就没有地位,跟群臣无法交往。如不想挨家挨户征税又想花钱在朝中交到朋友,该怎么办呢?”癸度回答说:“我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,远道交纳赋税从这里通过,游客蓄商从这里经过,资财货物从这里转运。因此,只要他们来我们国家卖粮食,赚取我国的货币,然后,一定会再把我国的货币兑换成黄金运出境。所以,君上要将黄金对本国货币升值(其实就是本国货币对黄金贬值),其他进口货物相应贬值,国家的理财政策就成功了。所以,要谨慎不要失去分寸,否则,怎么能治理百姓?”武王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癸度说:“黄金产在汝河、汉水的右面一带,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,玉产在禺氏的旁山。这些东西都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,路途遥远,运来困难。所以先王分别根据这些货物的获取难易程度来定他的价值,把珠玉定为上等货币,黄金定为中等货币,刀布作为下等货币。先王就是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,用来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,这就满足天下需要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衡对我讲:‘一个农夫的生产,必须有犁、大锄、镰、小锄、、短镰等工具,然后才能成为农夫。一个造车工匠,必须有斧、锯、铁钉、钻、凿、钵和轴铁等工具,然后才能成为车匠。一个女工,必须有刀、椎、针、长针等工具,然后才能成为女工。请下令砍伐树木,鼓炉铸铁,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。’管仲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,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。如果征发百姓,那就会怨恨国君;一旦边境发生战事,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。开山冶铁未见其利,而国家反遭‘内败’了。所以,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,算好它的产值,计算它的赢利,由百姓分利七成,君主分利三成。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,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。这样,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请问适应土地条件的理财方法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近河沃土的诸侯国,是亩产一钟的国家。沙石之地,是山地的诸侯国。但近河沃土的诸侯国反而常常赶不上山地诸侯国,这就是由于‘预有所备’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意思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近河沃土的诸侯国,是亩产高达一钟的国家,粮多而不加管理,当然不能维持。至于山地的诸侯国,则是节约粗米,贮藏蔬菜,这个就叫作‘预有所备’。”桓公说:“适应土地条件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没有。从前有个狄诸侯,是亩产一钟粮食的国家,所以粮食十钟卖价才一锱金。另外有个程诸侯,是山地的诸侯国,所以粮食五釜卖价就是—锱金。问题是狄诸侯十钟而不能建立军队,程诸侯半钟而能建立。或十倍而不足,或五分而有余,原因全在于通晓轻重之术和物价高低的理财方法。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,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,人们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求取君主的俸禄;国君有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,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,人们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。‘租籍’是君主应得的,‘正籍’是君主强征的。亡国之君,废其所应得而取其所‘强征’,故百姓怨恨君主而政令无法推行。百姓是予之则喜,夺之则怒,人情无不如此。先王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,要求形式鲜明;在夺取人民利益时,则要求不露内情。粮食,是人民生命的主宰;货币,是人民的交易手段。先王就是善于利用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,所以就把百姓力量完全使用起来了。”

  管仲说:“好雨入地五尺,国君就说话不灵。吃食足够的国家,反而必亡。这都是因为手里备有余粮的人多起来了。所以,不怕霜露的树木,不受天的摆布,自家能满足需求的人们,不肯服从君主。所以,先夺取而后给予,先提高物价而后降低,先使百姓不满然后再使之喜悦,天下事就好办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加强农业,节约开支,就可以使国家不亡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使经济情况更好些,而不能保证不亡。从前,纪氏的国家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的,但粮食丰富而不能经营管理,粮食便四下外流而归于天下各国。这样,纪氏虽加强农业节约开支,但不能经营管理,恰恰使他的百姓粮食外流净尽而成为天的俘虏。因而他自己也国亡而无处容身。所以说只能使经济情况更好些,而不能保证不亡。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,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,我则使它提高;各国轻视此种商品时,我则重视;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,我则通过囤积使之供不应求。这然后就可以统率天下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我要求不死一人,不动一哉而开凿大蓄水池两个,有办法做到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把小水按地形高下加以控制,汶、泗、洙、沿诸水的水量即可增加三倍。于是请下令九月种麦,翌年夏至收割。这样,在时雨未到之前,就有利于农事灌溉了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便下令九月种麦,翌年夏至收割。计算收获数量,一年收成的积蓄就等于大蓄水池两个。所以这就是所谓善用天时,明察地利而开凿大蓄水池的方法。

  管仲向桓公报告说:“全年的地租金额将得四万二千斤黄金,请在一天内全部预赏给战士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便下令准备鼓旗于泰州之野召集军队战士。桓公站在台上,宁戚、鲍叔、隰朋、易牙、宾须无都依次挨肩而立。管仲拿着鼓槐向战士拱手为礼说:“谁能陷阵攻破敌众,赏黄金百斤。”三次发问无人回答。有一战士执剑向前询问说:“多少敌众呢?:管仲说:“千人之众。”“千人之众,我可以攻破。”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。然后管仲又发问说:“在兵接管张的交战当中,谁能擒获敌军的卒长,赏黄金百斤。”下面又询问说:“是多少人的卒长呢?”管仲说:“一千人的卒长。”“千人的卒长,我可以擒到。”于是赏给一百斤黄金。管仲又发问说:“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,而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,赏黄金千斤。”回答可以得到的共有十人,每人都赏给一千斤黄金。其余凡自说能够在外杀敌的,都赏给每人黄金十斤。一早上的“预赏”,四万二千斤黄金都光了。桓公忧惧地叹息说:“我怎能理解这项措施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君上不必忧虑。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,在内报功于双亲,在家有德于妻子,这样,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,图报君德,没有败退之心了。我们举兵作战,能够攻破敌军,占领敌人土地,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二千金的利益了。”五人都说:“好。”桓公也接着说:“可以。”于是又告诫军中大将们说:“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,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;统领干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,一定要下阶两级拜而送之。他们有父母的,一定要赏给酒四石、肉四鼎。没有父母物,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,肉三鼎。”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,百姓中父亲告诉儿子,兄长告诉弟弟,妻子劝告丈夫,说:“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,若不死战于前线,还可以回到乡里来么?”桓公终于举兵攻伐莱国,作战于莒地的必市里。结果是旗鼓还没有互相看到,军队多少还没有互相了解,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。于是便破其军队,占其土地而虏其将领。因此,还没有等到拿出土地封官,也没有等到拿出黄金行赏,便攻破了莱国的队伍,吞并了莱国的土地,擒获了他们的国君。这便是预先行赏的计策。

  桓公说:“曲防战役时,百姓有很多借债来供给国家军费的,我想替他们出钱偿还,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您下令:令富商蓄贾凡握有百张债券的献马一匹,无马者可以向国家购买。这样,马价一定自然上涨到百倍之多。这也就是说,国家的马匹还没有离开马槽,曲防战役的费用就足够偿还了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祟弟、蒋弟、丁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,我是全年得不到他们什么东西的,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,这项收入要除掉。荒草地、盐碱地、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,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。这项收入又要除掉。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,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,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。这就是说,我的国家,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,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,而没有干乘之国的实。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,同诸侯争夺地位,还有什么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。”桓公说:“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,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,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,家存干钟的更可以不去。这样,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或干分之十,而各家粮仓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。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:‘朝廷困难而财用不足,要按照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。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而不得减少。’然后,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,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。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。这样,就可以做到九州无敌,国境安全无患。”桓公说:“罢兵归农,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么?”管仲说:“一旦天下发生战争,则贮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;天下无事,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生产,这样,荒草地、盐碱地、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,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。这些做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。”

  管仲说:“滕国和鲁国的粮食每釜一百钱,假如把我国粮价提高为每釜一千钱,滕、鲁的粮食就将从四面向我国流入,有如水向深谷里面流一样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灾荒而百姓饥饿,而是运用了号令来招引,利用并掌握供求缓急来吸收,粮食就不断地象流水一样来到我国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我想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,有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粮价高,其他物资的价格就低;粮价低,其他物资的价格就高。两者升降的趋势相反。所以要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,就请把每釜粮食的价格提高三百钱。如此则荒地广为开垦,农夫也努力耕种了。”桓公说:“提高粮价用什么方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命令大夫们都来存粮,规定卿和附庸诸侯贮藏一千钟,令大夫贮藏五百钟,列大夫贮藏百钟,富商蓄贾贮藏五十钟。内可以作为国家的贮备,外就可以帮助农民的生产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便下令卿诸侯、令大夫等人贮藏粮食。农民们大种其五谷,粮提高三倍,专事经商的商人几乎亏本,而农民得有百倍的赢利。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平衡供求有定数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平衡供求没有定数。平衡供求,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,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,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能调整划一,调整划一就静止了,静止则没有变化,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,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,怎样掌握物价升降的时机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,分在四季。就是说,农事刚开始时,让农民按什、伍互相担保,向他们预售农具,这叫作春天的时机。大夏将到,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,这叫作夏天的时机。而到了大秋,是五谷全收时节,这叫作秋天的时机。大冬在室内劳动,是妇女纺织的时节,这叫作冬天的时机。所以,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,恰好分在四季,既然了解这四时的顺序,就可以运用国家号令,使物价有十倍、百倍的升降。所以,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。所以说,不同时期的平衡供求没有定数。”

  桓公说:“我国缺少皮、骨;筋、角、竹箭、羽毛、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,有办法解决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只有多方收购的办法才行。”桓公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,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,免费吃饭;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,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;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,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。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。”

 

轻重丁:



 石璧谋

  桓公说:“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,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在阴里筑城,要求有三层城墙,九道城门。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制石壁,一尺的定价为一万钱,八寸的定为八干,七寸的定为七干,石珪值四千,石瑗值五百。”石莹如数完成后,管仲就西行朝见天子说:“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,观礼于周室,请发布命令,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,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。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。”周天子答应说:“可以这样做。”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。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、珠玉、粮食、彩绢和布帛到齐国来购买石壁。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,天下的财物归于齐国。所以,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,就是这个阴里之谋的作用。

  桓公曰:“天子之养不足,号令赋于天下则不信诸侯,为此有道乎?”管子对曰:“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,名之曰菁茅。请使天子之吏环封而守之。夫天子则封于太山、禅于梁父。号令天下诸侯曰:‘诸从天子封于太山、禅于梁父者,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籍。不如令者不得从。’”天子下诸侯载其黄金。争秩而走,江淮之菁茅坐长而十倍,其贾一柬而百金。故天子三日即位,天下之金四流而归周若流水。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贺献者,菁茅之谋也。

  菁茅谋

  桓公说:“周天子财用不足,凡下令向各国征收,都不得诸侯响应,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长江、淮河之间,出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,名叫‘青茅’。请使周天子的官吏把菁茅产地的四周封禁并看守起来。天子总是要在泰山祭天,在梁父山祭地的。可以向天下诸侯下令说:‘凡随从天子在泰山祭天、在梁父山祭地的,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。不按照命令行事的不得随从前往。'”天下诸侯便都载运着黄金争先恐后地奔走求购。江淮的菁茅价格上涨十倍,一捆可以卖到百金。所以周天子在朝中仅仅三天,天下的黄金就从四面八方象流水一样聚来。因此,周天子七年没有索取诸侯的贡品,就是这个菁茅之谋的作用。

  桓公说:“我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,只好派官向富商蓄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,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。但若改变这种办法,还有别的出路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办法才行。”桓公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把宾须无派到南方,隰朋派到北方,宁戚到东方,鲍叔到西方。四人的派遣一定下来,我就对他们宣布号令说:‘你们都去为国君调查四方各放贷地区的情况,调查那里负债的人有多少于家,回来向我报告。”’鲍叔驰到了西方,回来报告说:“西部的百姓,是住在济水周围、大海附近、草泽之地的百姓。他们以渔猎打柴为生。那里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干钟粮食,少的有六、七百钟。他们放债,,—借出一钟粮食收利一钟。那里借债的贫民有九百多家。”宾须无驰车去了南方,回来报告说:“南方的百姓,是住在山上谷中、登山下谷的百姓。他们以砍伐木材,采摘橡栗,并从事狞猎为生。那里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一千万,少的有六、七百万。他们放债,利息柑当百分之五十。那里借债的贫民有八百多家。”宁戚驰车去了东方,回来报告说;“东方的百姓,是居山靠海,地处山谷,上山伐木,并从事渔猎的百姓。他们以纺织葛藤粗线为生。那里的高利贷者有丁、惠、高、国四家,多的放债有五干钟粮食,少的有三干钟。他们放债,是借出一钟粮食,收到五釜。那里借债的贫民有八、九百家。”隐朋驰车到了北方,回来报告说:“北方的百姓,是住在水泽一带和大海附近,从事煮盐或在济水捕鱼的百姓。他们也依靠打柴为生。那里的高利贷者,多的放债有一千万,少的有六、七百万。他们放债,利息相当百分之二十。那里借债的贫民有九百多家。”上述所有高利贷者,共放债三千万钱,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。借债贫民三千多家。四位大臣报告完毕,管仲说:“不料我国的百姓等于一国而有五个国君的征敛,这样还想国家不穷,军队不弱,怎么可能呢?”桓公说:“有办法解决么?”管仲说:“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情况才行。请命令前来朝拜贺献的,都须献来织有‘枝兰鼓’花纹的美锦,美锦的价格就一定上涨十倍。君上在‘栈台’所藏的同类美锦,也会涨价十倍。再请下令召见高利贷者,由君上设宴招待。太宰敬酒后,桓公便提衣起立而问大家:‘我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,只好派官在国内收税。听说诸位曾把钱、粮借给贫民,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。我藏有“枝兰鼓’花纹的美锦,每正价值万钱,我想用它来为贫民们偿还本息,使他们免除债务负担。’高利贷者都将俯首下拜说:‘君上如此关怀百姓,请允许我们把债券捐献于堂下就是了。’桓公再说:‘那可不行。诸位使我国贫民春得以耕,夏得以耘,我感谢你们,无所奖励,这点东西都不肯收,我心不安。’这样,高利贷者们都会说:‘我们再拜接受了。’国家拿出栈台的织锦还不到三千纯,便清偿了四方贫民的本息,免除了他们的债务。四方贫民听到后,一定会父告其子,兄告其弟说:‘种田除草,是君主的迫切要求,我们还可以不用心么?”国君对我们的关怀一至于此!’这套办法就叫作‘反准’的措施。”

  管仲说:“从前癸度到一个国家,一定要从四面八方调查外国情况,天下各国物价高,本国也应高。如果各国物价高而本国独低,必然被天下各国把本国吞掉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意思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,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销金子,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。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。莱国商人知道后,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。周国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,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,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。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,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。因此,可以利用就要利用,可以掌握就要掌握,这就是周人利用外国来控制外国的情况。这也叫作国家的平准措施。”

  桓公说:“齐国西部发生水灾而人民饥荒,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。想用东部的粮价低廉来补助西部的粮价昂贵,有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现在西部的粮价每釜百钱,每枢就是二十钱。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,每钅区只是二钱。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,并要用粮食来缴纳。这样,齐国西部每人出粮三斗就可以完成,齐国东部则要拿出三釜。那么,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。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,无本者国家贷予陈粮,无种者国家贷予新粮了。这样,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,远近各方也就得到调节了。”

  桓公说:“平衡供求的理财方法我已经知道了,请问关于国家的平准措施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初春一到,沟渠堵塞不通,溪谷堤坝里的水泛滥成灾,内则毁坏房屋、墙垣,外则损害囚地、庄稼。因此,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水利费用而抛卖的物资,并把它收购起来。夏季,兵车的帷盖衣幕供应不足。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布帛而抛卖的物资,并把它收购起来。秋季,盔甲兵器要修缮,弓弩要上弦。国家要注意百姓为上交丝麻而抛卖的物资,并把它收购起来。冬季,雇人做盔甲兵器,粮食供应不足,黄金赏赐不足,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粮食、黄金而抛卖的物资,并把它收购起来。国家把这些物资掌握起来以后,富商蓄贾就无法施其故技了。这就是国家的平准措施。”

  龙在马渎南面、牛山北面博斗。管仲向桓公报告说:“上天派使者来到城郊,请让大夫穿上黑服,左右随员也穿上黑服,去迎接天使好了!”天下各国听到以后说:“神哉,齐桓公,上天都派使者来到他的城郊!”还没有等到齐国动兵,来朝者就有八国诸侯。这就是利用天威来震动天下各国的办法。可见,智者可以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。

  桓公祭神完毕,管仲向桓公报告说:“地震是瘟疫的先兆。国家会发生不幸。发生风暴,也是瘟疫的先兆。国家若出现枪星,其国君必将受辱;若出现慧星,必然有流血之事。浮丘战役,慧星就曾出现,因而必须对付天下的敌人。现在慧星又出现在齐国地界,请下令召集功臣世家,并向全国发布号令说:‘现在慧星出现,我恐怕又要出兵对付天下的仇敌,存有五谷寂米、布帛彩绢的人家,都不得私自处理。国家将有战事,要按照平价由国家收购。’功臣之家和居民百姓都把他们的粮食、钱币与黄金呈献出来,无偿提供他们的财物来支援国家大事。这乃是利用天的灾异求取民财的办法。”

  桓公说:“许多大夫都隐藏他们的财物而不肯提供出来,粮食烂了也不肯散给贫民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对他进行谴责。”桓公说:“怎样对他谴责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这样讲:‘城阳大夫,你姬妾穿着高贵的衣服,鹅鸭有吃不完的剩食,鸣钟击鼓,吹笙奏篪,同姓进不了你的家门,伯叔父母远近兄弟也都寒不得衣,饥不得食。你这样还能尽忠于我么?你再也不要来见我了。’然后免掉他的爵位,封禁门户不许他外出。”这样一来,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,拿出财物来救济远近兄弟。这还感到不够,又收养国内的贫、病、’孤、独、老年等不能自给的人,使之得有生计。所以,桓公推仁行义,功臣世家也就兄弟关心,骨肉亲爱,国内没有饥饿的人民了。这就叫作“缪术”。

  桓公说:“睁丘那次战役,许多百姓都借债负息,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急需,交上国家的摊派。我想恢复他们的生产,这应当如何解决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只有实行‘缪术’才可以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便命令左右各州说:“要表彰那些放债的人家,把他们的大门一律粉刷,把他们的里门一律加高,”州长又报告乡师并拿着放债人的名册说:“国君将派遣使者下来拜问。”桓公果然派八名使者送来玉壁来聘问,谦说给一点微薄的零用。放债者俯首叩头而询问说:“我们为什么得此厚礼呢?”使者说:“君令这样讲:‘寡人听到《经》说:和易近人的君子,是人民的父母。寡人曾遇到峥丘的战役。听说你们借债给贫民,让他满足了我的急用,交上了我的摊派。使我的贫民春能种,夏能耘,而供给国家需要,这是你们的功绩。所以带着各种玉壁来送给你们,作为微薄的零用。你们真是等于百姓的父母了。”’放债的人家都就此毁掉了债券和借债文书,献出他们的积蓄,拿出他们的财物,贩济贫病百姓。既然分散了他们积累的资财,故全国大大丰足起来,这都是峥丘之谋的作用。这个也叫作“缪数”。

  桓公说:“农民穷,商人富,我想要削减商人财利以增补农民,应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下令疏通洼地积水,使它流进两条平行大街的中间地区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行令不到一年,农民果然逐步富裕起来,商人果然逐步贫穷了。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疏通洼地的积水,使它流进两条大街中间,屠户和酒馆的油水就都流到水里来,蚊母鸟那样的大鸟和弱燕那样的小鸟全都飞集此处,宜于黄昏饮酒,这简直是一种水上的行乐。商人带着货物,销售则急于脱手,收购则急于买进,买卖未完而提早结束,离开货摊,捕捉蚊母之类的大鸟去了。刚成年的青年,也都争先恐后地挟弹怀丸往来于水上,弹打翡翠、燕子一类小鸟,直到夜暮方休。因此就出现商人贱卖贵买的局面。农民则相应卖贵而买贱,怎能不富呢?商人又怎能不穷呢?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说:“五方百姓太穷,多是衣敝而鞋破,我想使帛、布、丝、絮的价钱贱下来,有办法么?”管仲说:“请下令把路旁树枝剪去,要使它没有尺寸的树荫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行令不到一年,所有五方百姓多数是身穿帛衣而鞋子完好。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:“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当路旁树枝未剪时,五方百姓中,男女相好往来赶集的人们,散市后相会于树荫之下,闲谈而终日不归。壮年男女推车的,相会于树荫之下,游戏舞蹈而终日不归。父老兄弟相会于树荫之下,议论玄虚而终日不归。因此造成土地不开发,五谷不播种,桑麻不种植,丝线也无人纺织。从内部看,一个家庭就有此“三个不归”的情况,帛、布、丝、絮的价钱怎能不贵呢?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。”

  桓公说:“粮价贱,我怕粮食外流到其他诸侯国去,我要使百姓万民储备粮食,有办法么?”管仲说:“今天我路过市区,看到有两家新建了粮仓,请君上分别送上玉壁礼问之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行令半年,万民听说以后,有半数以上的人家都放弃了日常事务而建仓存粮。桓公问管仲说;“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说:“新建粮仓的两户人家,君上分别送上玉壁礼问之,名扬国中,国中无人不知。这两家对国君并无功劳而扬名全国,一下子功立名成;对个人又存了粮食,也可以交纳国家。一举而名实兼得,人们何乐而不为呢?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王者的理财政策都应、控制哪些最早的时机,这一点可以告诉我么?”管仲说:“一是正月上旬,种谷的开始时期;二是冬至后百日,种黍稷的开始时期;三是九月收秋,种大麦的开始时期。”

  管仲问桓公说:“齐国的国土有多少里?”桓公:“方五百里。”管仲说:“平阴堤防及长城占地,有齐地三分之一,不是产粮的地方。海庄、龙夏一带的山地,有四分之一;海潮围绕、海水淹滞的土地,有五分之一,也不是产粮的地方。那么,我们还不是一个寄食于别国的君主么?”桓公惶恐地站起来说:“那么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掌握调节经济的号令,也可以作为国家的基础。君上若专务征收货币,富商就会操纵金融;若专务征收粮食,地主就会操纵粮食。但君上依靠号令,使左有四方的商品流通由政府掌握,那么,商品的生产我们就早已了解,,商品的消费我们也早已了解,从而商品的价格我们也就早已了如指掌了。”管仲又接着说:“长城以南是鲁国,长城以北是齐国。在过去两国的不断冲突中,还要把交界上孤立突出的地盘让给鲁国。所以齐国山地还依旧是山,水地还依旧是水,满是生长着柴草的土地而已。”桓公说:“一个是解决‘寄食之主’的问题,一个是土地被削问题,对此还有什么办法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要掌握三个来源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三个来源?”管仲回答说:“掌握成品布先在原料麻上取收入,麻价十倍,布价就可能五十倍,这是理财之法。在丝织品上取收入,就要先在细丝上着手。甚至在细丝未成之前就谋取,再去抓丝织成品,就可以得到原价二十倍的收入。这样,就不必征收粮食税了。因此,在布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原料麻,在粮食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养桑蚕的山,在六畜上取收入就着手养殖六畜的郊野。取得收入于财物生产的最开始阶段,再加上善于运用号令就行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管子说:“如果在布价上取得的收入达到五十倍,公以贵价之布出口,减去同外国交换的商品价格,这样,还比从前齐国的收入增加二十倍。善治国者,掌握本国的财物,用物价高低来刺激,用号令缓急来参与调节,就是可以做到以一变百的。他并没有向人民求索,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,终而复始地供应不绝。这就叫作掌握物资而驾御天下了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,无有可以变化为有么?贫穷可以变化为富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在物资尚未生产成形的时候,王霸之君就应当展开工作了。所以,用‘以人求人’的方法取得收入,人的抵制就成为重要问题;用‘以数求物’的方法取得收入,物的价格便成为重要问题了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应如何解释?”管子回答说:“举国的物价若完全一致,则没有财物可图;举国的物价若相差为十,则将有百倍赢利。那样,我们将运用号令缓急来加以驾御,如左手转到右手,右手再转到左手,外内没有局限,终身没有赔累。王霸之君,就是不直接求索于人,而求索于物资生产的最开始阶段,掌握好四时物价的高低与号令缓急就是了。泉源有枯竭的时候,鬼神有停歇的时候,唯有‘守物之终始’的事业,是终身用之不尽的。这叫作追究物资的本源。”
 

轻重戊:
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轻重之术是怎样施行的?”管仲回答说:“自从伏羲氏治国以来,没有一个不是靠轻重之术成王业的。”桓公说;“这话怎么讲?”管仲回答说:“伏羲执政,创造六艾八卦来预测阴阳,发明九九算法来印证天道,从而使天下归化。神农氏执政,在棋山南部种植五谷,九州百姓才懂得食用粮食,从而使天下归化。燧人氏当政,钻木取火,以烧熟肉食,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,从而使天下归化。黄帝时代,实行了伐光山林、枯竭水泽的政策。虞舜时代,实行了火烧{木曾}薮,消除群害。为民兴利的政策,并且建立了土神社庙,里巷门间,开始让人民知礼。这两个朝代,人们没有怨恨、凶恶和抗拒,从而天下也归化了。夏代,开凿二十条河流,疏浚十七条淤塞河道,疏三江,凿五湖,引四泾之水,以测度九州高地,防治九条大泽,让人们懂得城郭、里巷、房屋的建筑,从而使天下归化。殷代,修立栅圈,驯养牛马,以为人民兴利,从而使天下归化。周代,遵循六艾八卦,印证明阳发展,从而使天下归化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,当今的王者应当怎样做才好?”管仲回答说:“都可以用,但不可全盘照搬。”桓公说:“这怎么讲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上述帝王之道都已具备,不必增加。您只需按情况行其所宜就是了。”桓公说;“如何行其所宜?’’管仲回答说:“现在天子幼弱,诸侯过于强大,不向天子遣使进贡。您应当削弱强大的诸侯,延续被灭绝的小国,率领天下诸侯来复兴周天子的王室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  桓公说:“鲁国、梁国对于我们齐国,就象田边上的庄稼,蜂身上的尾螫,牙外面的嘴唇一样。现在我想攻占鲁梁两国,怎样进行才好?”管仲回答说:“鲁、梁两国的百姓,从来以织绨为业。您就带头穿绵绨的衣服,令左右近臣也穿,百姓也就会跟着穿。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,必须仰给于鲁、梁二国。这样,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就在泰山之南做起绨服。十天做好就穿上了。管仲还对鲁、梁二国的商人说:“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正,我给你们三百斤金;贩来万正,给三千斤。”这样,鲁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,财用也充足了。鲁、梁二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,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。十三个月以后,管仲派人到鲁、梁探听。两国城市人口之多使路上尘土飞扬,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,走路的足不举睡,坐车的车轮相碰,骑马的列队而行。管仲说:“可以拿下鲁、梁二国了。”桓公说:“该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应当改穿帛料衣服。带领百姓不再穿绨。还要封闭关卡,与鲁、梁断绝经济往来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十个月后,管仲又派人探听,看到鲁梁的百姓都在不断地陷于饥饿,连朝廷‘一说即得’的正常赋税都交不起。两国国君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,但粮食却不能仅在三个月内就生产出来,鲁、梁的百姓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,齐国粮价才每石十钱。两年后,鲁、梁的百姓有十分之六投奔齐国。三年后,鲁、梁的国君也都归顺齐国了。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人民饥而无食,寒而无衣,正常赋税无力交纳,房屋漏雨不肯修,墙垣颓坏不肯砌,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剪掉路旁树上的树枝。”桓公说;“可以。”使命令左右伯剪除路旁树枝。左右伯遵命剪除后,路旁树上的枝叶稀疏了。过了一年,百姓穿上了帛服,吃到了粮食,交上了正常赋税,破屋得到修理,坏墙也到到补砌。桓公问管仲说:“这是什么原因呢?”管仲回答说;“齐国,原是莱族的国家。常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上百乘的车,是因为树枝不剪可以乘凉。许多飞鸟在树上,青壮年拿弹弓在树下打鸟,而终日不归。父老们扶着树枝高谈阔论,也是终日不归。赶集散市的人也懒惰思睡。而终日不归。现在我把树上的枝叶剪掉,中午没有尺寸的树荫,往返者珍惜时光了,过路者快速赶路了,父老回家干活,青壮年也回家勤于本业了。我之所以要纠正这个‘三不归’的问题,正是因为百姓从前被它弄得衣食不继的缘故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莱、莒两国砍柴与农业同时并举,该怎样对付他们?”管仲回答说:“莱、苔两国的山上盛产柴薪,您可率新征士兵炼庄山之铜铸币,提高莱国的柴薪价格。”莱国国君得知此事后,对左右近臣说;“钱币,是谁都重视的。柴薪既是我国的特产,用我国特产换尽齐国的钱币,就可以吞并齐国。”莱国随即弃农业而专事打柴。管仲则命令隰朋撤回士兵种地。过了两年,桓公停止购柴。莱、莒的粮价高达每石三百七十钱,齐国才每石十钱,莱、莒两国的百姓十分之七投降齐国。二十八个月后,莱、莒两国的国君也都请降了。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楚,是山东的强国,其人民习于战斗之道。出兵攻伐它,恐怕实力不能取胜。兵败于楚国,又不能为周天子立功,为之奈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就用战斗的方法来对付它。”桓公说:“这怎么讲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可用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。”桓公便营建了百里鹿苑,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。楚国的鹿价是一头八万钱。管仲首先让桓公通过民间买卖贮藏了国内粮食十分之六。其次派左司马伯公率民夫到庄山铸币。然后派中大夫王邑带上二千万钱到楚国收购生鹿。楚王得知后,向丞相说:“钱币是谁都重视的,国家靠它维持,明主靠它赏赐功臣。禽兽,不过是一群害物,是明君所不肯要的。现在齐国用贵宝高价收买我们的害兽,真是楚国的福分,上天简直是把齐国送给楚国了。请您通告百姓尽快猎取生鹿,换取齐国的全部财宝。”楚国百姓便都放弃农业而从事猎鹿。管仲还对楚国商人说:“您给我贩来生鹿二十头,就给您黄金百斤;加十倍,则给您黄金千斤。”这样楚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,财用也充足了。楚国的男人为猎鹿而住在野外,妇女为猎鹿而住在路上。结果是隰朋让齐国百姓藏粮增加五倍,楚国则卖出生鹿存钱增加五倍。管仲说:“这回可以取下楚国了。”桓公说:“怎么办?”管仲回答说:“楚存钱增加五倍,楚王将以自得的心情经营农业,因为钱增五倍,总算表示他的胜利。”桓公说:“不错。”于是派人封闭关卡,不再与楚国通使。楚王果然以自鸣得意的心情开始经营农业,但粮食不是三个月内就能生产出来的,楚国粮食高达每石四百钱。齐国便派人运粮到芊地的南部出卖,楚人投降齐国的有十分之四。经过三年时间,楚国就降服了。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代国有什么出产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代国的出产,有一种狐白的皮张,您可用高价去收购。”管仲又说;“狐白适应寒暑变化,六个月才出现一次。您以高价收购,代国人忘其难得,喜其高价,一定会纷纷猎取。这样,齐国还没有真正出钱,代国百姓就一定放弃农业而进到深山去猎狐。离枝国听到消息,必然入侵代国北部,离枝侵其北,代国必将归降于齐国。您可就此派人带钱去收购好了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便派中大夫王师北带着人拿着钱到代谷地区,收购这狐白的皮张。代王听到后,马上对他宰相说:“代国之所以比离枝国弱,就是因为无钱。现在齐国出钱收购我们狐白的皮张,是代国的福气。您火速命令百姓搞到此皮,以换取齐国钱币,我将用这笔钱招来离枝国的百姓。”代国人果然因此而放下农业,走进山林,搜求狐白的皮张。但时过两年也没有凑成一张,离枝国听到以后,就侵入代国的北部。代王知道后,大为恐慌,就率领士卒保卫代谷地区。离枝终于侵占了代国北部领土,代王只好率领土兵自愿归服齐国。齐国没有花去一个钱,仅仅派使臣交往三年,代国就降服了。

  桓公问管仲说;“我要找一个控制衡山国的办法,应怎样进行?”管仲回答说;“您可派人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兵器进行转卖。这样,燕国和代国一定跟着您去买,秦国和赵国听说后,一定同您争着买。衡山兵器必然涨价一倍。若造成天下争购的局面,衡山兵器还必然涨价十倍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便派人到衡山大量收购兵器,不同他们付价还价。齐国在衡山收购兵器十个月以后,燕、代两国听说,果然也派人去买。燕、代两国开展这项工作三个月以后,秦国听说,果然也派人去买。衡山国君告诉宰相说:“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,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。”衡山国的百姓于是都放弃农业发展制造兵器的工艺。齐国则派隰朋到赵国购运粮食,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,隰朋按每石五十钱收购。天下各国知道后,都运粮到齐国来卖。齐国用十七个月的时间收购兵器,用五个月的时间收购粮食,然后就封闭丁关卡,断绝与衡山国的往来。燕、代、秦、赵四国也从衡山召回了使者。衡山国的兵器已经卖光,鲁国侵占了他的南部,齐国侵占了他的北部。他自量没有后器招架两大敌国,便奉国而降齐了。
 

轻重己:


  精神产生心,心产生规,规产生矩,矩产生方位,方位产生正中,正中产生时历,时历产生四时,四时产生万物。圣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,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。

  从冬至算起,数四十六天,冬尽而春始。此时天子东出其国都四十六里而立坛,穿青衣,戴青冕,插玉笏,带玉鉴,朝会诸侯卿大夫列士,周示于百姓,号称祭日,祭品用鱼。天子发令说:“此时节应生而不应杀,应赏而不应罚,罪狱不必判决,以待年终再定。”此时应当教百姓薰烤室屋,钻木取火,涂修新灶,掏井换水,这都是为了使人民健康。耜、宋、耨、{木属}、鉊、鈶、义、桓、护渠及纟晁妹等各种农家用具,都是用于春耕夏耘的,必须备好。还要教百姓置办酒食设宴,是为了表示孝敬尊长。民之无父无母者,叫作孤子;无妻无子者,叫作老鳏;无夫无子者,叫作老寡。这三种人,都应依靠官府生活。无论能做事或不能做事,都应按其自报的条件进行供养而不可遗弃。官府多收养者有功,少者有罪。所以,路上不能有乞食的。如有乞食者,就要归罪于宰相了。这是天子春天的政令。

  从冬至算起,数九十二天,叫作春至。此时,天子向东出国都九十二里而立祭坛,朝会诸侯大夫列士,周示于百姓,号称祭星。要求十日内全体下田,做到“室无处女,路无行人。”如有不事耕作者,称之为贼人;耕作不勤,只依靠天地恩赐者,称之为不服之民;在里中劳动最差,在军中战绩最差者,称之为役夫。这三种不努力耕作的人都应由主管官吏强制使役之。这也是天子春天的政令。

  从春分算起,数四十六天,春尽而夏始。天子应当穿黄而居静,朝会诸侯卿大夫列士,周示于百姓,发出号令说:“不可聚会众人,不可引发大火,不可砍伐大木,不可开掘大山,不可伐大泽。破坏大木、大山、大泽是于国有害的。这是天子夏天的禁令。

  从春分算起,数九十二天,叫作夏至,而此时新麦成熟。天子此时应祭祀太宗,其祭品即用新麦。因为,麦,是粮食中最早生的;宗,是家族中最原始的。同族者可以入场致祭,异族者止步。但不论同族异族应当共同斋戒。以大牲致祭,同时要祭祀祖母。这是表示天子尊重血缘之始和追思死去的先人。

  从夏至算起,数四十六天,夏尽而秋始,而此时新黍成熟。天于此时应祭祀太祖,祭品即用新黍。因为,黍,是粮食中最佳美的;祖,是国家中最重要的。大功者大庙,小功者小庙,无功者无庙。有功的参祭者皆按其职位站立行宴食礼,无功者观礼于庙外。祭祖,是因功而祭,不是因亲而祭。这是天子为了区别贵贱而赏赐有功进行的。

  从夏至算起,数九十二天,叫作秋分,而此时新粟成熟。天于此时应祭祀太郊,向西出国都一百三十八里而立祭坛,穿白衣,戴白冕,插玉笏,带锡鉴,吹奏{土重}援的乐曲,打奏钟碧的音律,朝会诸侯卿大夫列士,周示于百姓,号称祭月,祭品用猪。发出号令说:“此时节行罚而不行赏,夺取而不赐予,罪狱叛死者不可使之生,终年之罪犯不宽赦。此时节牛马之在野放牧者,必然兴旺。这是天子秋天的大计。

  从秋分算起,数四十六天,秋尽而冬始。天子穿黑戴黑而居处宜静,朝会诸侯卿大夫列士,周示于百姓,发出号令说:“不可引发大火,不可开掘大山,不堵塞大水,不可侵犯天的尊严。”这是天子冬天的禁令。

  从秋分算起,数九十二天,天子向北出国都九十二里而立坛。穿黑衣而戴黑冕,朝会诸侯卿大夫列士,号称祭辰。此时节要促使山村百姓砍伐木材,备足械器;促使菹泽之地的居民樵采柴薪,储备充足。三个月以后,让他们以其所有,易其所无,大力推销三个月以来的贮备物资。

  凡有督促春耕而不进行耕作的地方,百姓的境况恶劣不佳,这表现不耕之害。应进行夏芸而不芸草的地方,百草皆存,老百姓仅可勉强维持生活,这是不芸之害。应进行秋收而不收获的地方,风雨一来,五谷减收,百姓死亡丧败,这是不收之害。应进行冬藏而不及时藏闭的地方,那就雾气阳阳,宜死者反而生动起来,宜蛰居(冬眠)者反而鸣叫起来,这就是不藏之害了。还应当让农民以耜为弓弩,以锄为剑朝,以蓑衣充当胁甲,以草笠充当盾牌,这样,农具完备则习战的“武器”也都完备了。

 



 


本文关键词:管子(四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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