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子(三部)

2020-02-21 03:03:33 作者:厚景  阅读:63 次  点赞:1 次  鄙视:2 次  收藏:0 次  由 s.ymcz.com 收集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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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图:


凡军中主帅,必首先详知地图。盘旋的险路,覆车的大水,名山、大谷、大川、高原、丘陵之所在,枯草、林木、蒲苇茂密的地方,道里的远近,城郭的大小,名城、废邑、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,都必须完全了解。地形的出入交错,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。然后,就可以行军袭邑,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,这都是地图的意义。
 
  人数的多少,士兵的精粗,武器的优劣,都应全部了解,这便是所谓“知形”。知形不如“知能”,知能不如“知意”。所以,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。君主明、宰相智、将帅能,就叫作三个条件具备。所以,出令、发兵,都限定日期实现;预定所伐之国,使群臣、大官、父兄、便嬖左右都不能妄议成败,这是君主的任务。论功劳,行赏罚,不敢有私心埋没贤才;动用财货,供给军需,使百吏严肃,不敢怠惰邪僻,这样来完成君令,是宰相的任务。备齐武器,选拔战士,实行教练,编制什伍,全面了解天下情况,明确掌握战机与策略,这乃是将帅的职事。


参患:


凡为人君,猛毅就为人所伐,懦弱就被人所杀。什么叫猛毅呢?轻易杀人的,叫作猛毅。什么是懦弱呢?姑息于杀人的,叫作懦弱。此二者各有所失。凡轻易杀人的,会杀了无罪的人;凡姑息于杀人的,会遗漏真正的罪犯。国君杀了无罪的人,正人君子就心怀不安;遗漏真正的罪犯,干坏事的就不肯改正。正人君子不放心,人材就会外流;做坏事的不改正,群臣就结党营私。人材外流,势必带来外患;群臣结党,势必带来内乱。所以说,猛毅之君为人所伐,懦弱之君将被人所杀。
 
  决定君主尊卑、国家安危的,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。征伐暴国,必用军队;镇压坏人,必用刑杀。于是军队是对外用于征伐暴国,对内用于镇压坏人的。因此,军队是尊君安国的根本,不可废置。现时的君主则不然,对外不用军队而想征伐暴国,那就必然要丧失国土;对内不用刑杀而想镇压坏人,国家就一定混乱了。
 
  凡用兵的计划,三次警备等于一次出征,三次出征等于一次围敌,三次围敌等于一次交战。所以,一年的军费,要准备消耗十年的积蓄;一战的费用,要准备用光几代的积累。现在,如果等到两国交兵以后,才创造有利于备战的条件,那只好一接战就自己宣告失败。如果等到攻城围邑以后,才知道守城者易子而食,烧骨为炊的顽强抵抗,那只好一进攻就自己宣告拔寨而退了。所以圣人总是对小的征战有大的警惧、争取不失天时,不失地利,白天作战夜间就计划好。其各项办法都不超出于计划,所以,计划必须先定而后才兴兵出境,没有计划好而兴兵出境,那是战起来自己就失败,攻起来自己就毁灭的。
 
  拥有众多军队但不得军心,实质上和单人行动一样;兵器既不齐全又不锋利,实质上和没有兵器一样;盔甲既不坚固又不严密,实质上和无甲单衣者一样;弓弯射不远,实质上和短兵器一样;射而不能中,实质上和没有箭支一样;射中而不能穿,实质上和没有箭头一样;率领未经训练的人作战,实质上和自我残杀一样;用短兵器抵御远射的弓箭,实质上和坐而待毙一样。所以,凡是用兵,都有几项重大的考评。必须首先考评武器,考评士兵,考评将领,考评君主。所以说,武器粗恶不良,等于把士兵奉送给敌人;士兵不可用,等于把主将送给敌人;主将不懂用兵,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;君主不能坚持不懈地注重军事,就等于把国家送给别人了。有一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,再有敢于出征的战士,则天下没有战心;有两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,再有智勇惊众的战士,则天下无可守之城;有三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,再有才辩游说的人士,则天下都不敢聚集兵众迎战了。所谓没有战心,就是知道了战争一定不能打胜,所以说不敢有战心;所谓无可守之城,就是知道了城堡一定被攻破,所以说无守住之城;所谓不取聚集兵众,就是知道兵众必然逃散,所以说没有人敢于聚集兵众迎战了。


制分:


举凡用兵先要争取具备的条件是: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,有道术能力的人不为贪图国家的官职,有武艺勇力的人不为优厚的俸禄,到敌方侦查的人员不为金钱和财货。伯夷、叔齐不是饿死以后才有名的,因为以前就注重修德;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以后取胜的,因为以前就多行善政。所以,小规模的征战,要了解千里地的情况。就是一墙之隔,十人之聚集,也要每天侦查五次。至于大规模的征战,那就要了解天下的情况了。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,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的意思。所以,善用兵者,即使没有沟垒工事,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。兵不可高声呼警,不可草率集合,不可徒劳行军,不可勉强进攻。高声呼警,则敌人知所警惕;草率集合出动,则兵众不肯效力;徒劳行军,则士卒困乏;勉强进攻,则精兵受挫。所以,用兵的人,攻坚则容易受挫,攻弱则收得神效。攻坚,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;攻弱,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。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,削弱其薄弱环节。屠牛坦一天割解九只牛而屠刀还能削铁,就是因为刀刃总是在空隙间活动的原故。所以,在天道不顺的时候,敌人穷屈,也不宜追逐;敌国人事荒乱,就可以以十破百;敌国兵器不备,就可以以半击倍,所以,军事争夺不打坚固的城池,有道义的不打无君的国家。要使人不知其将要来到,到了就无法防御;要使人不知其将要离去,去了便不能阻止。敌人虽多,也是不能阻拦和防御的。
 
  治,可以导致国富,但治未必就是富,必须懂得富国的生产,然后才能富。富,可以导致国强,但富未必就是强,必须懂得强国的措施,然后才能强。强,可以导致胜利,但强未必就能胜,必须懂得胜利的正理,然后才能胜。胜,可以导致控制天下,但胜未必就能控制,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纲领,然后才能控制。所以,使国治要有军备,使国富要有生产,使国强要有措施,使国胜要有理,控制天下则要有纲领。


君臣上:



做人君的,要讲求统属众官的方法,而不要干预众官职责以内的事务;做人臣的,要处理职责以内的事,而不要干预到职责以外去。君道不明,奉令干事的人就发生疑虑;权限不划一,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。如果人民有疑惑犹豫的心理,国君不能加以纠正,那末百姓对国君的隔阂疏远,就像明帖告示叫他们止步不前一样。所以,为国家树立君道,用于百姓,而能够治官化民的,那就是明君。上面对君主言无不尽,下面为人民出力办事,而能够奉公守法服从命令的,那就是忠臣。上面顺从君道,下面谨守职责,上下相互观察,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,有谁不正,就可以分别出来了。
 
  “吏啬夫”担任督察的事,“民啬夫”担任教化的事。教化应当面向百姓,论罪应当不枉法行私,行赏应当信诚,体现出君臣的精神,其成效表现为人民的守国和作战方面。这样,民音夫的职责就完成了。吏裔夫充分掌握着计量的规章和办事的法律。审议刑法、权衡、斗解、文告与劾奏,都不以私意论断,而是据事实为准。这样,吏裔夫的职责就完成了。民啬夫制成规训和吏音夫制成律令以后,那末,纵使谨朴忠信的人也不许增补;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许破坏。这样,君主的职责就完成了。所以,做人君的要根据吏啬夫和民音夫的职务和职责,按照法度来考核他们。有好成绩的,就用尊贵的爵位和美厚的田产来奖赏,人民不会有攀比羡慕的心理。有犯过错的,就用撤职的耻辱和诛死的重刑来处罚,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绪。生与杀都不违背法度,人民也就安定而没有遗弃父母的。要做到这些,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确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职责才行。
 
  天有经常的气象,地有经常的形体,人有经常的礼制,一经设立就不更改,这叫做三常。统一规划全局的是人君之道;分管各项职责的,是人臣的事。人君违背了君道,就不能够保有他的国家;人臣旷废了职责,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。既然如此,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,臣事君也就老实。君养臣臣真诚,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;臣事君老实,就是说奉公行法、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。上面英明,下面审慎,上下同心同德,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。君主不失其威信,臣下不旷废事业,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。因此,在上的人讲求道德,在下的人谨守本分,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,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,这样,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,向下致力于农业了。所以说:君主英明,辅相诚信,五官严肃,士人廉直,农民愚朴,商人与工匠谨厚,那么,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,内外有一定的分别;人民生活有依靠。而农、商、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。
 
  做人君的,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;做人臣的,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。做人君的,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;做人臣的,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。行政注意均平,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,国家也就富裕了。按劳绩授予俸禄,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;刑罚不出偏差,下面就不会抱怨。名义正,职分明,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。所谓“道”,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。所以,道与德出自君主;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;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;百姓的力量,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。所以,做人君的,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。做人臣的,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爱的了。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,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,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。所以,君主出谋划策,宰相遵守执行;宰相出谋划策,官吏遵守执行;官吏出谋划策,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。然后又有符节、印空、典章、法律、文书和册籍,加以考验管理,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奸伪的办法。
 
  评选人材,衡量能力,考虑德行,然后加以举用,这是做君主的“道”。专心一意,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,这是做人臣的“事”。做人君的,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,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;做人臣的,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,则君主丧失威信。所以有道之君,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导人民,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。智能和聪明之类,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;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,才属于为君之道。在上的要阐明君道,在下的谨守臣职,上下的职分,在任务上是不同的。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。
 
  所以,知人善任的是人君,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。君主也事必躬亲。就不能够公正了。君主不公正,就往往喜爱行赏,而不忍运用刑罚,这样,国家就没有法制了。治因而无法制,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,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。如法制行之有素,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,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。所以,君主不讲究智能,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,国家之患得除,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。君主不讲究聪明,却能使善人得用,奸伪之人被诛,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。
 
  所以,做君主的,是掌握万事的原则,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。选拨贤良,评选人材,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。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,就可以坐而治国,好处是不可尽收的。如果官吏不能胜任,即使奔走从事,他们所败坏的事情,也是很难补救的。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。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。所以,英明的君主,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。所以说,君道正确,则贤才得用,百姓得治,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。
 
  所以说,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,官吏好比耳目,是受这根本节制的。君主立身。人民就受到教化;君主正德,官吏就能管好,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,其关键在于君主。所以,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。因此,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,叫“矫”;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,叫作“胜”。在上的人“矫”,就是悖谬;在下的人“胜”,就是叛逆。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,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。所以,区别上下关系,规正君臣职分,叫作“理”;顺理而行,没有错误,叫作“道”。道德规范一确定,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。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,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。但是无道的君主,就是已经设立法制,也还要弃法而行私。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,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。所谓不违公道,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。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。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,其奸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?奸恶思想愈积愈大,那么,往大里说就会有侵逼和杀害君主的祸事,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,发生内争的祸乱。这类事情所以产生,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。君德不立,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;国无常法.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。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,被宠爱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。这样下去的结果,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,内部发生兵乱,因而招来外寇。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。
 
  所以有道的君主,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,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;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,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。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,以尊奉君主地位,君主的衣服—一衮衣和冠冕,也都有法度规定,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。人君据法而出令,官吏奉命而行事,百姓顺从而成风,这样日久形成常规,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,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,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。
 
 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,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,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,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,下听其上,弟听其兄,这是最顺的秩序。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,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,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,武器的规格是统‘的,书写文字相同,车辙宽窄相同,这是最正的规范。如果大家都顺,而一人独逆,大家都正,而一人独偏,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,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。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。所以,天子有了成就,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;诸侯有了成就,就要归功于天子;大夫有了成就,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;人民有成就,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,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。这就是“道”和“法”所产生的根源,也是治国的根本,因此,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,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,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,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。所以,对于平民百姓,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,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,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,献给君主。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,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;至于辅相,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。辅相总揽枢要,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,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。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,来进行稽考查验,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,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。这样,君主有余暇的时日,而百官胜任其职务;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,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。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。
 
  道,是人的生命之所出,不是由人而生的。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。所以,治民有经常的道,生财有经常的法。“道”是万物的枢要,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,下面就是有奸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。“道”是存在于虚处的,行道的人君在,道就通行无阻;行道的人君不在,道就闭塞起来。没有道就不能治民,没有道就不能理财。民治财育的结果,福利还是归于君主。这样,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所以,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;帝王统治天下,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。无论大而统治天下,小而统治一国,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。因此,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,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。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,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;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,所以奸伪分子就能被察觉。好像冶工对于金属,陶工对于粘土,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。
 
  所以,将要行赏,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;将要行杀,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。杀过严而不能震慑,赏过厚而不能供应,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。做好事的人,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,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;有过失的,不拖延对他的惩罚,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。赏罚的制定,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,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。这就象天下雨一样,天降下一尺的雨量,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。
 
 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,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,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,这就是君主的地位。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,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,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。关于人民的意见,只个别地听取,就会是愚蠢的;全面综合地听取,就将是圣明的。即使有商汤、周武王的道德,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。因此,英明的君主,顺从人心,适应人的性情,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。这样,命令布置下去,就不会阻碍;刑罚设置了,却用不着。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。与民一体,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,用人民保卫人民,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。
 
  虽然是明君,距离在百步以外,也照样听不到;隔上一堵墙。也照样看不见。但能够称为明君,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,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。信诚导致信诚,良善导致良善,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。因此,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,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,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,才委任给他职务。贤人事奉他的君主,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,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,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。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,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,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,那末,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。


君臣下:



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,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,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,以强力互相争夺,于是智者诈骗愚者,强者欺凌弱者,老、幼、孤、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。因此,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,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。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,并规正人民的德性,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。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。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,人民就都归正道了。辨别了名物,分清了是非,赏罚便开始实行。上下有了排定,民生有了根本,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。因此,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,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;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,是由于掌握赏罚,才能成其为君主。
 
 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,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。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,都是会丧失民心的。所以,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,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,出战取胜,防守也牢不可破。行赏过多了,上面就不能供应;刑罚太暴了,人民就不会信服。所以,明君就要讲饮宴、吊丧的礼节,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。所以,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,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,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,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,这样,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,可以为君主所用。人民可用,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。人君行道,天下就来归附;不行其道,天下就不归附。这好比浪头涌起,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,乃是必然的趋势。所以,用恩德来安抚人们,用威势来震慑人们,天下就会归心了。一个有道的国家,通过发号施令,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;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,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。千里之内的地方,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,一亩地的赋税,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。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,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,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,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,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。
 
 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,臣子不拥护君主,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。贤人不出来,百姓就不肯效力。百姓不效力,天下就不会归心。所以说,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,君主就危险;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,有功的人就危险;发令的权力被侵削,官吏就危险;行刑的权力被侵削,百姓就危险。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。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,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。
 
  做人君的,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,这叫作“乱”。做人臣的,改变旧制,更易常法,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,这叫作“腾”。“乱”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“暴虐”,“腾”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“背叛”。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,就会失改,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。所以,国君多行施舍,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,则人民喜悦;选拔贤者,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,则奸伪之徒敛迹;禁止淫荡懒惰,分清男女界限,则淫乱私通者隔绝;贵贱区分合理,等级不乱,则立功者受到鼓励;国家有确定规范,常法向人民公开,则人民没有怨心。这五个方面,都是振兴道德、改正错误、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。
 
 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,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。国家归君主占有,人民归君主统治,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,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。人民有春、夏、秋三季节的农事,君主不适时下令,向人民布置生产,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;既然不是他的人民,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,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。做人臣的,受国君高爵重禄,负责大的职务,然而却背其职守,放弃职责,逢迎君主的颜色,顺从君主的私欲,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,这便是人臣的大罪。君有过而不改,叫做“倒”;臣有罪而不诛,叫作“乱”。如果君主是“倒君”,人臣是“乱臣”,那么国家的衰亡,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。因此,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,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,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,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。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;疏忽了,则国家乱。所以,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。
 
  古时候,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,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。所以,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,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,并追究根底。这样,轻举妄动、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。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。
 
  古时候有两句话:“墙上有耳,身旁有暗藏的贼寇。”所谓墙上有耳,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。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,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。机密谋划的泄露,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。阴。谋家争得人心,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。英明的君主执政,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。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;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,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,是明确的。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,废除拉帮结党,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。不能混入朝廷为官,这是防止诈伪,限制奸邪,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。
 
  做君主的,统治群臣百姓,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。所以左右大‘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。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,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。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,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;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、,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。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,做君主的就危险了。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,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;把各地方的民财、民力贡献给君主的,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。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,把不肖说成贤能,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。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,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。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,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,做君主的就危险了。先于君主来行奖,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;先于君主来行罚,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;在外面制造谣言,这是威胁君主;扣压命令不公布,这是封锁君主。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,而君主还不知道,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。
 
  神圣的人做王,仁智的人做国君,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,这本是天道和人情。依照天道 和人情,通显的人做君主,卑穷的人做臣仆,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,所以,主管谋划的人,不参与具体事务;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,不管掌握原则。所以,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;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。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,礼制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,用人民来服事君上,用劳力来服事贤明,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,这就是事物的道理。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,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。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,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。主管劳力的要方正,主管号令的要圆通。圆的长于运转,运转的能变通,变通就可以和谐。方的往往固执,固执的能坚定,坚定就可以信诚。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,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,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。所以说,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,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,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。
 
  君主在国都,如同心在身体一样。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,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。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。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。所谓“正”,是表明君主德行的。知道怎样适合自己,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,这是顺从道理来、考虑问题的结果。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,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,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。对自己要求的多,德行就可以树立;对人民要求的少,人民就易于供应。所以,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,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。向上注意。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;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。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,研究天时季节,向上礼敬神明,向下义待大臣,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。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,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,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,这才是忠臣的行为。
 
  明君在上,忠臣佐之,则齐民以政刑、牵于衣食之利,故愿而易使,愚而易塞。君子食于道,小人食于力,分民。威无势也无所立,事无为也无所生,若此,则国平而奸省矣。
 
  明君在上位,加上忠臣的辅佐,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,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,这样,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,愚昧而容易控制。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。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,这就是本分。君子没有什么权势,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;小人没有什么作为,就无从生产财富。按这个本分去做。国家才能安定,坏人才能减少。
 
 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,义理就可以详备,礼制就可以彰明。义理详备。礼制彰明,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,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,这样,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。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,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;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,则勤勉而听从命令。所以,明君治世,人民受君主的节制,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。所以人民偏于保守,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;人民偏于开通,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。开放之则流通,堵塞之则停止。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。开放,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;堵塞,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,君子遵守礼制,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;小民专心务农,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。上尊、民顺、财厚、备足,这四者全都齐备,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,就不困难了。
 
  四肢和六道: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前阴和后阴,是人身的躯体;四正:君、臣、父、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。四肢不关联,六道不通畅,这叫作身体失调;四正不端正,五官不管事,这叫作国家混乱。所以,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,还设置有姪娣、命妇和宫女,都按法度进行,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。明定男女分别,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,这为的是防止奸情。所以,宫内外不得私通,谗言、恶事不准发生,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,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,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、制止奸邪、昭示公道、消灭私图的措施。
 
 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。而不立长子,这是伤义的事情。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,但不能使他的地位、权力与嫡长子平等。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,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。嫡长子是首要的,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,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,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。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,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。
 
  所以,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,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;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。经过比较考核。各方面都合适,然后举用他,尊重他的权威,坦白地信任他。因此.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。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。这样.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。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,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,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;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,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。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。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。这样,君主就没有困难,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。
 
 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,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。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。这是宫中的乱: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,这是家中的乱;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,这是国中的乱;任用的官吏无能,这是众官的乱。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。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。群官结党营私。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。国家的机密大臣。暗中策划阴谋,对付君主,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。内部丧失宗族拥护。外部丧失人民支授,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。所以嫡妻必须固定,嫡子必须确立,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。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。所以说.有宫中之乱,有兄弟之乱,有大臣之乱。有百官之乱,有小民之乱。五者全发作起来,做人君的就危险了。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。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,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,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,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。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,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。喜用权术。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,则会产生变乱。
 
  所以,正定嫡庶名分.稽查妻妾嫌疑、诛杀奸诈的近臣,宫内就可以安定了。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,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,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,国家就富裕了。详细观察天时,察看土地性质,以合理使用民力,禁止奢侈品生产,奖励农业耕作,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,小民就得到治理了。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,下到“什伍”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,并缩短选升的期限,以坚定士人的意志;然后每乡设立教师,使士人得到学习;依据才能任官授职,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,这样,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。衡量德行和功绩,鼓励其所能,再考察众人的舆论,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。这样,士人都归于诚实了。


小称:



管子说:“可怕的是自身不善,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。丹青在深山,人们了解并把它取出来;美珠在深渊,人们也能了解并把它取出来。所以,我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,人民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。人民看问题是太清楚了,谁也不能瞒过他而为非作歹。所以,我有好处,人们就表扬我;我有过错,人们就指责我。对待人民的指责与表扬,不需要再回去问自家人。所以,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。持有善名而且听从人民,没有不强盛的;持有恶名而且抵制人民,没有不衰弱的。虽然有天子诸侯的地位,人民都持其恶名而离去,那就只好弃其领地而出走了。所以先王是敬畏人民的。人身上什么最敏感?耳目最敏感。圣人得耳目之利而依靠它,故人民倚重而名声远扬。我也要依靠它。但圣人以它行善,我则以它行恶,我用以行恶,而想求美名,怎么行呢?即使爱我的人也不能帮我得到美名的。毛嫱、西施是天下的美人,脸上满载怨气,也不能算作美。我本身丑恶而满载怨气,怨气表现在面上,恶言又出于口,以恶的实际而想美的名声,能办到么?太严重了!百姓是憎恶人有重大缺陷的。所以,过长的要断短,过短的要续长,过满的要疏泄,空了要加以充实。”

  管子说:“善于责备自己的,人民就不会责备他;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,人民才去遣责。所以,承认自己错误,是‘强”的表现;修养自身节操,是‘智’的表现;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,是‘仁’的表现。所以,明君有过则归之于己,有善则归之于民。有过归之己则自身戒惧,有善归之民则人民喜悦。推善以取悦于民,反过以警戒自身,所以明君能治理人民。至于梁、纣就不是这样,有善则归之于已,有过则归之于民。过归于民则民怒,善归于己则自骄。推过以激怒人民,反善以骄纵自身,这便是身败的原因。所以明君戒惧恶声影响听,戒惧恶气影响看。这两者有关天下得失,怎么能不谨慎呢?工匠有办法影响斤斧,所以绳墨能料定木材;羿因为有办法影响弓矢,所以张弓能射中标的;造父因为有办法影响辔鞭,所以能赶速兽、致远道。天下没有常乱,没有常治。坏人当政则乱,善人当政则治。当政达到尽善,是因为善人有办法施加影响的原故。”

  管子说:“讲求恭逊、敬爱、谦让、除怨、无争,以互相对待,就不会失去人心。试行多怨、争利,互相不讲恭逊,则身亦难保。恭逊敬爱之道,是太伟大了。遇有吉事可依此精神主持祭礼,遇有凶事可依此精神主持居丧。大可以治理天下而不必增加,小可以治理一人而无需裁减,行之于京都、全中国、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,都可以靠它决定治乱。身上沾染它则荣,身上失掉它则辱。认真执行而不懈怠虽然不开化的人也能化为相爱;确实抛弃了它,虽然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。所以,在身上可以使之爱恶,在名上可以使之荣辱,其变化名物的作用,简直和天地一样大。所以,先王把这叫作‘道’。”

  管仲有病,桓公亲自去慰问说:“仲父的病很重了,如不讳言而此病不起,仲父有什么遗言教我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即使不来问我,我也要有话对您说的。不过,怕您做不到罢了。”桓公说:“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,要我往西就往西,仲父对我说的话,我敢不听么?”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:“我希望您把易牙、竖刁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。易牙用烹调侍候您,您说,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,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。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,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,能爱您么?您喜欢女色而忌妒,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。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,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,能爱您么?公子开方侍奉您,十五年不回家探亲,齐国与卫国之间,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。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,对自己双亲都不爱,能爱您么?我听说过:作假的不可能持久,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。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,也一定不得好死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仲死后,埋葬完毕,桓公憎恶此四人而废掉他们的官职。但是驱逐了堂巫,却生了怪病;驱逐了易牙,却感到食味不佳;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;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。桓公说:“呵!圣人也难免有错误吧!”乃重新起用四人。再过一年,四人作乱,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。有一妇女,从小洞钻入,到了桓公住所。桓公说:“我饿得要吃,渴得要喝,都得不到,为什么?”宫女回答说:“易牙、竖刁、堂巫、公子开方,四人瓜分了齐国,道路已十天不通了。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。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。”桓公说:“咳,原来如此!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!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,若有所知,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!”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。死十一天,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,才发现桓公死了。用门板掩盖了桓公的尸体。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,蛆虫出户而无人收尸,就是因为最终没有用贤的原故。

  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四人曾在一起饮酒,饮到高兴时,桓公对鲍叔说:“为什么不给我祝酒?”鲍叔捧杯而起说:“希望您别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,希望管仲别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,希望宁戚别忘记车下喂牛的时候。”桓公离席再拜说:“我和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您的忠告,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。”

  管子说:“讲求恭逊、敬爱、谦让、除怨、无争,以互相对待,就不会失去人心。试行多怨、争利,互相不讲恭逊,则身亦难保。恭逊敬爱之道,是太伟大了。遇有吉事可依此精神主持祭礼,遇有凶事可依此精神主持居丧。大可以治理天下而不必增加,小可以治理一人而无需裁减,行之于京都、全中国、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,都可以靠它决定治乱。身上沾染它则荣,身上失掉它则辱。认真执行而不懈怠虽然不开化的人也能化为相爱;确实抛弃了它,虽然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。所以,在身上可以使之爱恶,在名上可以使之荣辱,其变化名物的作用,简直和天地一样大。所以,先王把这叫作‘道’。”

  管仲有病,桓公亲自去慰问说:“仲父的病很重了,如不讳言而此病不起,仲父有什么遗言教我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即使不来问我,我也要有话对您说的。不过,怕您做不到罢了。”桓公说:“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,要我往西就往西,仲父对我说的话,我敢不听么?”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:“我希望您把易牙、竖刁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。易牙用烹调侍候您,您说,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,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。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,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,能爱您么?您喜欢女色而忌妒,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。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,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,能爱您么?公子开方侍奉您,十五年不回家探亲,齐国与卫国之间,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。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,对自己双亲都不爱,能爱您么?我听说过:作假的不可能持久,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。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,也一定不得好死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仲死后,埋葬完毕,桓公憎恶此四人而废掉他们的官职。但是驱逐了堂巫,却生了怪病;驱逐了易牙,却感到食味不佳;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;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。桓公说:“呵!圣人也难免有错误吧!”乃重新起用四人。再过一年,四人作乱,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。有一妇女,从小洞钻入,到了桓公住所。桓公说:“我饿得要吃,渴得要喝,都得不到,为什么?”宫女回答说:“易牙、竖刁、堂巫、公子开方,四人瓜分了齐国,道路已十天不通了。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。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。”桓公说:“咳,原来如此!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!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,若有所知,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!”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。死十一天,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,才发现桓公死了。用门板掩盖了桓公的尸体。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,蛆虫出户而无人收尸,就是因为最终没有用贤的原故。

  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四人曾在一起饮酒,饮到高兴时,桓公对鲍叔说:“为什么不给我祝酒?”鲍叔捧杯而起说:“希望您别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,希望管仲别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,希望宁戚别忘记车下喂牛的时候。”桓公离席再拜说:“我和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您的忠告,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。”
 

四称:



桓公问管子说:“我幼弱昏愚,不懂得与四邻诸侯如何交往的道理,仲父还不应当把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尽量告诉我么?我也好有所借鉴。”管子回答说:“我之所能与不能,您都全部知道,您为什么还让我讲呢?”桓公再一次问管子说:“仲父,我幼弱昏愚,不懂得与四邻诸侯交往的道理,您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有道之君么?我也好有所借鉴。”管子回答说:“我听到徐伯说过,从前的有道之君,都是敬礼山川、宗庙和社程的,对于先故的大臣,施以恩德,并且使其大富。巩固武将的官位,发挥他们的能力。圣人在前,贞廉之士在左右,互相提倡行义,上下都有修治。刑政明察,四时的行事安排没有失误,人民无忧虑,五谷都有繁殖。外内和睦,诸侯臣服,国家安宁,不用兵革。把币帛授于邻国,以感怀邻国的德惠;把政令昭示于邻国,以作为他们的规范。这也就可以称作从前的有道之君了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呵!”

  桓公说:“您既已给我讲过古代的有道之君了,是不是应该再给我讲讲古代无道之君呢?我也好有所借鉴。”管子回答说:“像您这样美好而明通,既已明察美的道理,又何必再听恶事呢?”桓公说:“怎么能这样说呢?用黑色给黑衣服沿边,我怎么知道它的美?用白色给白衣服沿边,我怎么知道它的好?您已对我讲了善,而没有讲恶,我怎样了解‘善’之所以为善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我听到徐伯说过,从前的无道之君,都是把宫室搞得大大的,把台榭盖得高高的,不用良臣,只是留用谗贼。他们有国不治,依靠别人谋划;政令不善,黑暗得象在夜里;又好象野兽一般,没有归宿之处。不遵循天道。借鉴四方,有家不治,好象发狂病一样,大众都在怨恨和诅咒,很少有不灭亡的。他们还增加戏曲艺人,广置钟鼓音乐,沉溺于赌博之戏,玩赏乐人瞽者。诛杀良臣,戏弄妇女,不停地进行田猎,凶暴地对待诸侯。驰骋无度,戏乐笑语。施政既有偏差,刑罚就要酷烈,对内侵削人民,还自以为有功。就好象有漏洞的锅一样,怎么能不枯竭呢?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无道之君了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呵!”

  桓公说:“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君和古代的无道之君了,您还不应该给我讲古代的有道之臣么?我也好有所借鉴。”管子回答说:“我听到徐伯说过,古代的有道之臣,自从下拜为臣,从不去事奉君主的左右宠臣。君主了解他就出来做官,不了解他’就在野。国家有事,就一定为国家利益着想,而充分出力。他遵循祖德,明辨顺逆,推荐贤人,又能使谗慝不敢活动。事奉国君有义,使用部下有礼,贵贱相亲,有如兄弟,忠于国家,使上下各得其所。平居则多加思考,谈话则经过谋虑,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”治国则富,治军则胜,遇到危难或事变,虽死不悔。在近处是国君辅佐,在远处也是国君辅佐,以义来相交,以廉来处事。执行公务则尽职,遇到酒食则辞谢,不诽谤国君,也不隐讳意见。国君若有过错,进谏而不疑;国君有忧虑之事,自己承担起来。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有道之臣了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呵!”

  桓公说:“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臣了,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无道之臣么?我也好有所借鉴。”管子回答说:“我听到徐伯说过,从前的无道之臣,自下拜为臣以后,就敬事君主左右的宠臣。用邪说以求升进,从不想忘掉自己;知进而不知退,并利用君宠来显示自己的高贵。只重视货财,而看轻爵位身分;在朝廷辅佐国君,在下面却加以诽议,这样来败坏国君名誉,还推说‘与我无干’。纠集一群不仁之辈,攻击贤人,对待贵人就象追逐财货一般,对待贱者就象路人一样躲开。贪贿赂,争酒食,不亲近善人,只亲近自己的爪牙。为人傲慢,不结交善士却与谗贼相勾结。不排解人们的纠纷,只鼓动人们诉讼,沉溺于饮酒,仪容举止都很不整肃。不遵循祖先的旧法,又改动国家的常规,擅立法令,蒙蔽国君,夺取国家政务,来保全地位和放纵其矜夸习气。不用好人,提携市侩之类,在朝廷内部陵越等级,在朝廷外部发展私党,货贿相入,洒食相亲,全都来祸乱国君。而国君一旦有祸。又都去各保其身了。这也就可以叫作古代的无道之臣了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呵!”

 

侈靡:



桓公问道:“古今的天时相同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相同。”“那么。人事是否相同呢?”回答说:“不同。”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。早在帝喾、帝尧的时代,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。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。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,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。人们耕以自养。用所余的供应天子,所以天下太平。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,习俗也互不相知,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,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、生活是平静的。那时的罪刑,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。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,断指、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,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。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,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。土地贵重,人口增多,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。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,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,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。圣明的君主,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,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。”
 
  桓公接着发问说:“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?”回答说:“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。”不看重“有实”之物,而看重“无用”之物,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。这就是说,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,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,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。珠,是阴中之阳,所以胜过火;玉是阳中之阴,所以胜过水。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。因此,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,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,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,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。不然的话,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,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,市场物价就会波动;不然的话,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。
 
  都是重要措施,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?管仲说: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。教化,好象秋云的高远,能激起人的悲心;又好象夏天的静云,能浸及人的身体;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,激动着人的怨思;平易如流水,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。教化的开始,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,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,无论贤者、不肖者都同时感化。严肃地对待人们,挚爱地使用人们,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,贤人虽少,不肖者虽多,但教化使人转贤,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?至于政令,则与此稍有不同。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。没有这点,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?
 
 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?回答说:人太富了,不好使用,太穷则不知羞耻。水平则不流,没有泉源,水很快枯竭;云平则无大雨,没有稠云,雨就很快停止;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,它就不能贯彻了。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,则流于一般。但只亲左右近臣,进用无用之材,就好比以盲导盲,必然使人生怨。重其短而弃其长,无法度(原则)用人,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。
 
 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,是欺骗先祖。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,则有伤信言。敬祖先是尊重根本。守盟约是讲求德行。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,是为了明示权威。薄德,是人群的败类。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,这才是为政之道。
 
  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?请问其做法如何?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,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。懂得地利,可以使人民富有;懂得侈靡消费,可以团结士人。人君须亲理大事,强明果断,而仁爱用人。还必须祈祷丰年,使百姓无灾疫,六畜繁育,五谷丰熟,然后,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。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,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。
 
 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?回答说:或者迅速改换大臣,或者迅速改革政事,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,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,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;适应天时的变化,顺应万物的生长;象日月放出光明,象风雨起降合宜,如天之覆,如地之载,具备这些条件,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。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,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。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,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,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,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。
 
 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,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?货币,是表示物价的。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。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,就重视虎豹的皮张。耗用功力的国君,重视金玉的货币。好战的国君,重视盔甲和兵器;而甲兵的来源,又首先在于田宅。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,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。
 
  饮食、侈乐是人民的愿望,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,就可以使用他们。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,头戴牛角,吃野草,喝野水,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?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。所以,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,听最好的音乐,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,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。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,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。让富人奢侈消费,让穷人劳动就业。这样,百姓将安居乐业,百般振奋而有饭吃。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,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。
 
 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:有所赐又有所夺,有所任又有所免;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,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;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,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;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,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。对于精明强干的人,可因材任事: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,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,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。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,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,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,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。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,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,重信用而贱虚伪,好柔顺而嫌粗暴,这都是立国的原则。凡治理国家,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,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。人民图安逸,偏要教之以劳动;人民贪生,偏要教之以殉死。“劳动教育”成功了,国家可以致富;“殉死教育”成功了,国家可以扬威。
 
  圣明君主,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,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。看起来,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,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,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,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: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,是要遭灾的。因此,要顺应地利,服从天的意旨,厚祀祖先,开放国门,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。顺应地利,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;服从天的意旨,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;厚把祖先,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:祭祀祖先合乎礼节,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;开放国门,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;丰厚地祭告诸神,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,执杯酒而避小灾,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。至于发展到外面,还要威慑强者,旌表谦虚。这样,全社会都将归正,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。
 
  桓公说:“国门阻塞,百姓喧噪不安,如何防备?”回答说:“选拔上天保佑、鬼神赐福、人民爱戴的人,付之以重任,就可以安定百姓了。”“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,又将如何处理呢?”“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,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,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。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,那就;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免使人嫉妒陷害;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,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,免使:人挑拨冤枉。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。”
 
 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,反容易受人谗害,我想消除这种祸患,以求得防患于未然,怎么办呢?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,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,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,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,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,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,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。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,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,虽遇凶也必将化吉,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。
 
  无事积财,以待有事,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?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,美饰车马尽情驰乐,多置酒醴尽情享用,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。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。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,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,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,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。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,有时可愈积愈多,这叫作营利无常。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,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,上下奔波,唯利所趋。有财利然后能流通,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,那就要查出原因,从而转移门路。
 
 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,就应该削职为民。选择其名声良好的,使用他为民之长;一贯地表现良好,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。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,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。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,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,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。
 
 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,是自己犯过错;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,是自己抹黑。看轻国位的君主,其国必败;疏远贵戚的君主,其谋必泄。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,那是背弃常规。不可朝令夕改,那将会败坏成业。大臣犯了罪,就不可使之出国,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。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,那将使国运大消;饮酒逍遥,荒亡流连,经常如是,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,上部大而底部小,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。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,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,这就叫作败亡。
 
 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,为什么?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,为什么?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,为什么?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,为什么?一个国家,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,是危险的;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,是残暴的;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,军队是没有威信的;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,这就会导致“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”。一个国家,失掉了治国的大臣,毁灭了国君的宗族,就会导致“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”。一个国家,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,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,还想同别国争名,简直是自.寻苦恼!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,以致受害,这就会导致“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”。当然,人君若亲民克己,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,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,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。一个国家,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,企慕仁政,但所谋又多泄露,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,这些都是“陷入危难”的原因。
 
  本来多而表示少,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,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,利在人之有祸,唯恐人之无患,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,怎么办呢?这些致财之道,在古时尚可一行。现今财利散于下,从从察见,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。桓公说:这是什么意思?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,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,让他们亲往亲来,以借此增进和睦。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。桓公又问:具体做法如何?挖掘巨大的墓室,使穷人有工作做;装饰堂皇的墓地,使雕、画工匠有工作做;制造巨大的棺停,使木工发家;多用随葬的衣被,使女红得利。这还不够,还有各种祭奠包袱、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。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,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。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。
 
 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,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;实行不同的法度,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;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,并惩罚流散人口,人民就不会外逃。让人们安乡乐宅、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。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。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。使之成为制度;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;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,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。
 
 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,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。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,就只好进行开荒。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。其禄赏与祭祀规格,自然应随着降低。被降低禄赏的臣下,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,也随着逐级下降。最后被降低者。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—样。固然。。王者上事,霸者生功”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;但是.“分地而不争”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。
 
  对于百官的管理。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;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,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;对于战事的管理,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;对于农业的管理。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: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。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。这五种管理。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。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。
 
  人君察问细事,是自恃贤能的表现。这样。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。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。可见,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,适足以造成危亡。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,而使用贤能者国昌。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。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,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。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。
 
  (下文自“载祭明置”至“恶用之”一节,与“戒”篇重复;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,当为钳简。其内容大意参见《戒》篇之今译)
 
 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。安定国家。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?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,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;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,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。市场,是一种鼓舞力量。鼓舞,是为厂发展。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。不进行侈靡消费,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。
 
  得不到贤能之士,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?百人之众,而且没有头领。都不可轻易对待;干乘之国,并且治理有方,更不能妄加侵犯。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,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?用兵。双方势均力敌则战,一方处于守势则攻。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,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,这种情况就叫作“破败”。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。在天下有事的时候,各国诸侯同起。万民无所适从,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,变革法制,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?
 
  遵守旧法,修订新法,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,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,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。桓公发问说:此事如何进行?管仲回答说:实行同化政策。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,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。桓公说,何谓监临管理?回答说,所谓同化政策,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。彼此才智相同者,自然争斗,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,超过十倍则服从,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。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,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,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,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。
 
 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?回答说:边事多变,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。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,这叫作庸人自扰。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,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。在方百里的土地上,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,男人疾辞应征,妇人准备饭食,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。在春种秋收季节,战争一日。等于耗费千金,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。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,要向上报告边情,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。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?当然不可。如有私心,就可能成为内奸。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,做好其分内工作。
 
  传之万世的国家,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。这国宝,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,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。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。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,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。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,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。对能臣就应当专任。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。依靠能臣是愉快的,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。有能者为官,虽不管,事情也不会乱。能者多,国家可成霸业;不然,将适得其反。
 
  人君,要善于使用臣民,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。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,重的一方自管其重,前后就不会平衡。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。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,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,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。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,那么,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。人君在使用臣民时,俸禄要有所限制,否则,国贫而财用不足;赏赐不可普遍施行,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。
 
 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,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?回答说:对手如是强国,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;对手是弱国,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。强、弱都不得罪,人们就愿意听从了。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,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,那样,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,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。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,没有特别的偏袒。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。盟国多,就是胜利;偏袒多,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。
 
  我管仲的主张是:与其给人钱财,不如不耽误农时;与其给人饮食,不如不使他失业。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、法。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。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。君臣的关系靠道义,父母的情感是天性。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,必须靠君臣相敬。使人君不安的原因,是君臣互相戒备,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。
 
  对贤者不可威制。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,防患于未然,总是容易的。水源所流之地,人们都来聚居;土壤肥沃之处,人们都不肯离去。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。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,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,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?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,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?
 
  利不可废,所以人们从事流通;神不可废,所以人们都来供奉。宇宙是不停留的,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。得天助者,居高位不会倒台;得人心者,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。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。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,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。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;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,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,君子俨然不动,望者如墙,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。
 
 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。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,就是害伯变革。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,变化,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。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,切不可中途停顿。仁者、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。不是这样的人,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。
 
  衣食对于人,不可能一日离开,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。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。人死易亲,活着则难投合。行赏之事,行一次人们看作“赏”,二交则看作常规,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。小行则人们满意,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。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。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。 商人对于国家,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。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,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。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,买进也不保守惜售。国家的山林资源,取过来就去营利,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。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,君、臣、相上下相亲,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,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。此外,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,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。
 
  桓公问道:如何与众贤亲近呢?回答说:不吃钓饵的鱼鳖,不出深水;不畏霜雪的树木,不怕天时;自己有办法的贤士,就不肯听从君主,还谈什么亲近呢?我管仲听说过,如果人无所求,用强力不能制服,用智巧不能治理,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,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。懂得这一点,就可以处理好了。所以,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,士人就来亲近了。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“空仁”;不择人而进行敛取,竭泽而渔,就叫作“空利”。明白这两条,并且作为行事准则,就可使人们亲近了。
 
 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,不能治国;局限于静止的理论,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。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,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。把不动无为看作道,把所谓“齐”的思想看作“德”,这种消极避世主义,是谈不上进取的。
 
  对于显明的事物,加以谋划;对于隐幽的事物,力求感应。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,然后就发展起来,这是为什么呢?回答说:关于运用谋划,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,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,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,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;取得交往经验,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。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,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,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,这样国无灾荒、国君安寿,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;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,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。
 
  满是减弱的开始。虚是新生的开始,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,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,有时表现为运动。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,冬有极寒则夏热,阳气极厚则阴寒。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,由此了解虚、满的情况,据以确定政令,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,天气聚合而不散,可以决行狱事。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,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,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。
 
 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?回答说: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,就生出甘草和苦草。只有顺应四时所宜,才可以调和酸咸,确定形色,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。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,其满与虚的时间,很难说定,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,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。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,他可以夺余满,补不足,使政令得以贯彻,民用得以满足。地发现灾变之气,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;水发现灾变之气,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;天发现灾变之气,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。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,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。不过,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、毁灭、前进、后退等过程,就是很准办到的。这样,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。
 
 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,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?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,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,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?回答说:在主德既衰之时,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,相信而重视此理,就可以保持气运。因为修心立志,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,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。所以,经奢记载,古代帝王有八个,神农不在其中,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,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。
 
  问: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?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,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,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。周郑之礼仪改易了,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,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。于是人君的声乐、服饰改变了,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,妇人可以主政,铁的介值高于青铜。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,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,由是人君地位日退。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,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。
 
 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,要观测风向与云气,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: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,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,有时祭来高热,也有时祭来微温。收获有小有大,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;名称有美有恶,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。因此,历朝天子主持国家,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。


心术上:


心在人体,处于君的地位;九窍各有功能,有如百官各有职务。心的活动合于正道,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;心充满了嗜欲,眼就看不见颜色,耳就听不到声音。所以说:在上位的脱离了正道,居下位的就荒怠职事。不要代替马去跑,让它自尽其力;不要代替鸟去飞,让它充分使用其羽翼。不要先物而动,以观察事物的运动规律。动则失掉为君的地位,静就可以自然地掌握事物运动规律了。
 
  道,离人不远而难以探其穷尽,与人共处而难以掌握。使欲念空虚,神道就将来到心里;欲念扫除不净,神道就不肯留处。人人都想得到智慧,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智慧。智慧呵,智慧呵,应把它投之海外而不可空自强求。追求智慧不如保持心的空虚。圣人就是无所追求的,所以能够做到“虚”。
 
  虚无无形叫作道,化育万物叫作德,摆正君臣父子这类人间的关系叫作义,尊卑揖让、贵贱有别以及亲疏之间的体统叫作礼,繁简、大小的事务都使之遵守统一规范,并规定杀戮禁诛等事叫作法。
 
  大道,可以适应它而不能说得明白。真人的理论,不偏不颇,不从口里说出。不在表情上流露,四海的人,又谁能知道他的法则呢?
 
  天是虚的,地是静的,”所以没有差错。清扫房屋。开放门户,排除私欲,不要主观成见。神明就似乎出现了;事物总是纷杂地好象很乱,静下来就自然有条不紊。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一切事情都包揽起来,智慧再高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谋划周到。物的自身本来有它—定的形体,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,立名正合于实际,就叫作圣人。所以。必须懂得什么是不由自己去说的理论,不用亲自去做的事业,然后才懂得道的要领。尽管万物的形态千差万别,但从不违背万物自身的规律,所以能成为天下万物的始祖。
 
  人可以用杀戮来镇压,这是因为他们怕死;可以用不利之事来阻止,这是因为他们贪利。所以君子不被爱好之事所诱惑,不被厌恶之事所胁迫,安愉无为,消除了智谋和故巧。他的处事,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;他的行动,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。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,发生罪过在于妄加变化。因此。有道的君子,他在自处的时候,象是没有知识;他在治理事物时,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,这就是静因之道。
 
  “心在人体,处于君的地位;九窍各有的功能,有如百官的职务一样。”这是说耳目是管视听的器官,心不去干预视听的职守,器官就得以尽到它们的本分。心里有了嗜欲杂念,那就有东西也看不见,有声音也听不到。所以说:上离其道,下失其事。所以说:心的功能,就是用虚静无为来管辖九窍的。所以叫作“君”。“不要代替马去跑”,“不要代替鸟去飞”,这是说不要取代各个能者的功用,不要干预下面的操作。所谓“不要先物而动”,是因为摇摆就不能镇定,躁动就不能平静,就是说“动”就不可能好好观察事物了。“位”,指所处的地位。人君处在阴的地位。阴的性质是静,所以说“动则失位”。处在阴的地位可以控制阳,处在静的地位可以掌握动,所以说“静乃自得”。
 
  道在天地之间,无限大又无限小,所以说“不远而难极也”。虚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,但只有圣人能做到虚,所以说“并处而难得”。人们所要记住的是心意专一。清除欲念则心意疏通,疏通则虚静。虚静就可以专一。心意专一则独立于万物之上,独立则明察一切,明察一切就到达神的境界了。神是最高贵的,馆舍不加扫除,贵人就不来居住了。所以说“不洁则神不处”。所谓“人皆欲知而莫索之”,就是说,人们所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,而人们认识的主体是心。不把心修养好,怎么能认识外界事物?修养心的最好办法,莫如使它处于虚的状态。虚,就是无所保留,所以说能做到连智慧都抛掉,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;能做到无所保留。就没有什么可筹划的了。不追求又不筹划就可以做到无虑,无虑就回到虚的境界了。
 
  天道,是虚而无形的。由于虚,就不受挫折;由于无形,就无所抵触。无所抵触,所以能普遍流通于万物之中而不变。德,是道的体现,万物依赖它得以生长,心智依赖它得以认识道的精髓。所以,“德”就是“得”,所谓得,那就等于说是所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实现了。无为叫作道,体现它就叫作德,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,谈论它们往往不加区别。硬是要问它们有所距离的道理,还是说德是用来体现道的。所谓义,说的是各,行其宜。所谓礼,则是根据人的感情,按照义的道理,而规定的制度和标志。所以,礼就是有理,理是通过明确本分来表达义的,因此,礼从理产生,理从义产生,义是根据行事所宜来定的。法,是用来划一不齐的社会行动而不得不实行的,所以要运用杀戮禁诛来划一。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,法要根据权衡得失来制定,而权衡得失则是以道为根据的。
 
  所谓道,动作时看不见它的形体,布施时看不到它的德惠,万物都已经得到它的好处,但不知它的究竟。所以说“可以安而不可说”。“真人”,言其水平最高。“不偏”,说的是“应”。所谓应,即不是由自己主观筹划,所以能做到不偏。“不颇”,说的是“因”。所谓因,即不是由自己主观择取,所以能做到不颇。“不出于口,不见于色”,说的是道的无形;“四海之人,孰知其则”,讲的是蕴藏极深。
 
  天的道是“虚”,地的道是“静”。虚就没有曲折,静就没有变动,没有变动就没有失误。所以叫作“不成。”,“清扫室屋,开放门户”:室屋,指的是心。心是智慧的居处,所以称作“室屋”。清扫它,即清除好恶的意思。门,指的是耳目。因为耳目是听、看外部事物的。“物的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形体,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,”这是说名称不得超出事物的实际,实际也不得超过事物的名称。从形体的实际出发说明形体,从形体的实际出发确定名称。据此来考察理论又规正名称,所以叫作“圣人”。“不由自己亲自去说的理论”,意思就是“应”。所谓应,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别的人,抓住每一种名称的事物,研究它自身形成的规律,这就是“应”的做法。“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的事业”,意思就是“因”。所谓因,就是不增加也不减少。是个什么样,就给它起个什么名,这就是“因”是做法。名称不过是圣人用来标记万物的。一般人行事总是立意强求,专务修饰,欣味逞能,而运用故巧。圣人则没有这些毛病。没有这些就可以承认万物的不同规律。承认万物的不同就能做到虚,虚是万物的原始,所以说:“可以为天下始。”
 
  一般的人往往被迫于所厌恶的事物,而失掉他应喜好的东西;或者被诱惑于所喜好的东西,因而连可恶的事物都忘记了。这都是不合于道的。所以说;“不休乎好,不迫乎恶。”厌恶要不丧失常理,喜好要不超越常情,所以叫作“君子”。“安愉无为,消除了智谋和故巧”,说的是保持空虚纯洁。“他的应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。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”。这是说“因”的道理。所谓因,就是撇开自己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。感知事物而后去适应。就不是由自己所筹划的了;按照事物的道理采取行动,就不是自己所择取的了。“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,发生罪过在于安加变化”:自以为是就不能够做到虚,不能虚,主观认识就与客观事物发生抵触了;妄加变化就会产生虚伪,产生虚伪就陷于混乱了。所以,道以“因”为贵。因。就是根据事物自身所能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“君子自处时象是没有知识”;说的是最虚境界。“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”,说的是经常适应事物,好比影子与形体相似,回响与发声相随一样。所以,事物一到就去适应,事物一过去就舍开了。所谓舍开,说的是又回到虚的境界。


心术下:

外表不端正的人,是因为德没有养成;内里不专—的人,是因为心没有治好。端正形貌,整饬内德,使万物都被掌握理解。这种境界好象是飞鸟自来,神都不知道它的究竟。这样就可以明察天下,达到四方极远的地域。所以说,不让外物扰乱五官,不让五官扰乱心,这就叫作“内得”。因此,先作到意气安定,然后才能使行为端正。气是充实身体的内容,行为是立身持正的仪表(仪器)。内容不美则心意不安,行为不正则民众不服。所以,圣人总是象天一样。不为私被覆万物;像地一样,不为私载置万物。私,是乱天下的根源。
 
  事物都是带着它的名称而来到世间的。圣人就是根据它本身的情况来裁定它,天下便治理好了。定名无害于实际,使它不在天下发生混乱,天下便治理好了。专心一意,耳目端正,那就知远事如在近旁。能专心么?能一意么?能做到不用占卜而知吉凶么?能做到要止就止么?能做到要完就完么?能做到不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?所以说,必须进行思考。思考不得,鬼神将给予教导。这不是鬼神的力量,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。
 
  一概听任于物而能掌握其变化叫“精”,一概听任于事而能掌握其变化叫“智”。广求而加以选择,仅是给事物分分等类;善于改变方法,仅是为适应事物特点。广加选择而自己不可陷于混乱,善于改变而自己不可陷于烦扰。一个坚持专一的君子,坚持专一而不放松,就能够统率万物,使日月与之同光,天地与之同理了。
 
  圣人裁定事物,不受事物所支配。保持心安,国也安定;保持心治,国也治理。治理在于内心,安定也在于内心。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,口里说的就会是“治言”,加于民众的就会是“治事”,因而事业振兴而人民顺服,百姓就算治理好了。用来掌握百姓的不应当是刑罚,用来忧惧百姓的不应当是发怒。掌握人民,治理百姓,道是最根本的。道,最伟大又最虚无,不是什么人能够败坏它的。
 
  凡是官府各部门所实行的制度办法,并不是道。圣人的道,若有若无,拿过来运用,永世也用不完。它帮助时世变化,而自身并不改变;允许万物发展,而自身并不转移。人们天天使用它都不会有所损耗。
 
  人如能进到正和静的境界,身体也就筋韧而骨强,进而能顶天立地,目视如同清水,观察如同日月。只要不失掉这正与静,其德行将与日俱新,而且能遍知天下事物,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。内里有一个完整周全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,这将表现在形体容貌上,也能在颜色上看得出来。善气迎人,相亲如同兄弟,恶气迎人,相害如同刀兵。这种不用自己说出来的语言,比打雷击鼓还响亮震耳。这完整周全的心的形体,比日月还更光亮,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。从前,明君的心爱天下,故天下归附;暴君的心恶天下,故天下叛离。所以,光是赏赐不足以代表爱护,光是刑罚不足以代表厌恶。赏与罚不过是爱与恶的微末表现而已。
 
  人的生命,一定要依靠中正和平。其所以有所差失,必然是由于喜乐哀怒。制止忿怒,什么都比不上音乐;控制享乐,什么都比不上守礼;遵守礼仪,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。外守敬而内虚静,那就一定能恢复精气。
 
  怎么说没有好事呢?只怕自己没有好心;怎么说没有安宁之处呢?只怕是自己没有安宁之心。心之中又有心,这个心先生意识,再说出话来。因为有了意识然后有具体的形象,有了具体形象然后就据以思考,经过思考然后才有了知识。大凡心的形体,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。
 
  因此,内部的聚集才是泉源。泉源不枯竭,表里才能通达;泉源不干枯,四肢才能坚固。能使人们运用这个道理,就有益于四面八方了。
 
  因此,圣人对于道有一个字的解释,就是能上通于天,下达于地的。


白心:



建立常规常道,应当以虚静为本,以合于时宜为贵,以正确不偏为准则,这三者协调一致,就能够持久不败。不合我的准则,虽有利也不去做;不合我的常规,虽有利也不推行;不合我的常道,虽有利也不采用。首先是适应天道,其次是适应人心。人们不提倡的事不去应和,天不曾开创的事不去听从。所以,其言论不会失效,其事业不会失败。
 
  追索事物的来源,研讨事物的实质,由此来探索事物生成的根据。了解现象就可以探查形体,考究道理就可以掌握实情,找到事物的始末,就知道应该给它什么名称了。看来,包藏物类广泛的,莫大于天地;化育物类众多的,莫多于日月;人民生活急切需要的,莫急于水火。然而天不由于某一种物的需要而错行它的节令,明君圣人也不因为某一个人的需要而错行它的法度。天按照它的规律运行,万物就自然得到它的好处;圣人也按照他的法度行事,百姓就自然得到他的好处。因此,万物平衡,百姓也安定了。所以,圣人治世,总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着。事物一到,就循名责实自然地去治理它。正确的名称自然治理得好,不正确的名称自然会被淘汰。只要是名称正确法度完备,圣人是安坐无事的。名称与法度不可永远不变,也不可没有稳定。要适应变化来裁断事物,了解时宜来确定法度。因为范围偏大则过宽,偏小则局限;事物发展又是参差不齐。
 
  战争的出击,虽是出击他人;但他人反击进来,也会危及自身。战争的胜利,虽是敌人失败;但得来这个胜利,还是出自自身的牺牲。所以说:凡是得福于鬼神者必行义于人,不义的战争是发动不得的。强国如果骄傲就损害它的强大,弱国如果骄傲就加速它的死亡;强国谦卑就可以发展它的强大,弱国谦卑就可以免于遭到祸患。因此,骄纵的结局将是卑陋,谦卑的结局则是矜荣。
 
  道,一个人使用它,没有听说有余;天下人都来行道,也没有听说不足。这就叫作道。稍稍地按道行事,就稍得其福;大行之;就大得其福;完全按道行事,就得到天下信服;毫不按道行事,则人民反抗,其身不免被害。左的方位是出生,有的方位是死亡,出生的方位不伤人,死亡的方位自然会有伤人之事的。不必选择什么良辰吉日,依道行事就可以从其心愿;不用求神问卜,依道行事就可以理解吉凶。这叫作身心闲适,安坐而可以得名。说了好话,做了好事,事成后还应该回到无名的状态。有才能的往往不求出名,真干事的往往显得无事。审量政令的出入,要根据事物的实际承担能力行事。
 
  谁能做到既能治理好国家而又不用亲自去治理?开创了事业而又不用亲自去开创?完成了事业而不用自己去亲自完成?削弱了敌人而不用亲自去削弱他们?这样才是美好兴旺的。所以说,不插手举事之中正无偏反而可保持中正,谁能领会这个中正的深刻本质呢?所以说,功成则将下降,名成则将有亏。所以说,谁能做到放弃功业与名声而回到普通人的地位呢?谁能做到放弃功业名声而回到尚无成就的状态呢?无成就者固然重视成就,有成就者更应重视尚无成就的本色。太阳到了最高之后,便走向偏斜;月亮到了最满之后,便走向亏缺。最高的要走向偏斜,最满的要走向亏缺,最巨大了就将走向死亡。谁能把自己忘掉呢?学一学天地的运行法则吧。
 
  人们说好,不轻易听信;说不好,也不轻易听信。保留而加以等待,虚心地戒止冲突,终究会寂然自明的。不要把道听途说当成事实,进行观察与考证,不听信任何巧辩,把万事万物归并到一起,相互比较之下,美、恶就自然显现出来了。
 
  天好象有个东西在维系着,地好象有个东西在擎载着。天若没有东西维系着它。就将坠下来了;地若没有东西擎载着它,就会沉下去了,天不坠,地不沉,或者正是有个什么东西在维系而擎载着它们的吧!何况于人呢?人也是有某种力量在支配着他,就象鼓被敲击之后才发声一样。凡是自己不能推动自己的事物,就仿佛有种力量推动着它们。这个仿佛存在的力量是什么呢?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东西了。看又看不见,听又听不着,洒满了天下,但又看不到充塞的现象。聚集在人的颜面上,表现在人的皮肤上,但探其往来,却不能了解它的时间。它既象广平的方形,又象浑圆的圆形,但又团团地找不到门。看来,口能发声,耳能听音,眼能看,手能指,足能行路,一切事物也都是依靠着它的。
 
  “当生则生,当死则死”,这句话是说事物无论在西在东,都遵循它自身的趋向发展。立规章,定准则,能保证正确么?办政事,讲道理,能保证管好人们么?所以,著书是令人厌恶的,立说是令人鄙薄的。最高的圣人,口不空说,手不空指,事物出现以后,给它一个名称说明就是了。有名声、有体色的事物是可以说明白的;无名声、无体色的事物是无需说明白的。至于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,则是让它自己存在下去,或让它自己消亡下去。所以说:能渡船的,自然会适应水性;能行义于人的,自然会得福于鬼神的。
 
  办事情本有恰当的方法,然而在人们尚无此法时,才有人提出来。骨锥开解绳结。也是在绳结无法解开时,才有人想出来用它。所以,善于举事的人,国人往往不理解他的方法。做好了,不可张扬显示;做得不好,还将陷于刑网。好与不好,取信于国人就完了。是左好呢?或是右好呢?还是正中为好。正中就能象日月悬空,永无息止。落落无牵挂的人总是不以天下事务为忧虑,烈烈有为的人总是不以统率万物为满足。但谁能做到放弃烈烈有为而奉行落落无为呢?
 
  宣布一项政策法令是不容易的,它必须符合众人心愿才可以发表出来。不要说增加的话,也不说减少的话,只要接近众人心愿就免事增删。所以说:论智慧,自己有什么智?论谋略,自己有什么谋?凡是查明众人心愿而制定出法度政策的,人家自然会投奔来。只了解自己心愿,依此行事叫作“稽”;能了解他人心愿,依此行事叫作“济”。了解人心如能做到准确,可成为天下君主;把此事牢记在心,便可以永久不败,经过讲求、研究而运用之,就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。
 
  天的观察万物是精确的,四面没有障碍而看得清楚真实。一直到大地土壤及其所有的生物。但人们能够象大自然的风与波浪一样么?只按照其愿望行事。本来儿子继承他的父亲坐天下称为义,可是臣子继承他的君主坐天下,就叫篡了。篡怎么能歌颂呢?周武王却又是被歌颂着的对象。所以说:谁能不用诡辩与巧诈,而与众人共同信奉—个道理呢?所以说:思索愈精细的人明智愈加不足,德行越有修养的人王道越加狭窄,大量拥有名利的反而有生命危险的忧虑,智慧遍及天地四方的,我相信他的生机就要受到阻碍了。骄傲种持而自满起来,那是非常危险的表现。名满天下的。不如早些罢手。因为名进而身退,才合于天道。极盛的国度,个可给它当官;极盛的家族,不可同他结亲;骄倔傲暴之人,是不可同他交朋友的。
 
  道,其大如天,其广如地,其重如石,其轻如羽毛。人们与它共处。但对它却很少了解。所以说,为什么道离人很近而不努力实行呢?弃近而就远,人们又何必浪费力气呢?所以说:要珍爱自身求道,先就来了解自身实际。普遍观察宇宙事物,来验证身体内部。从这里了解典型,乃知道可行之事。既知道可行之事,就懂得修养生命。要查访左右前后,一遍一遍地寻找。然后就举行仪式,穿上礼服,恭敬地迎接来者。这个来者降临,一定走自己的路,不改变也不拖延,生命便能长久。和协而返于正中,使形体与精气相保,专一而无二意,这就叫懂得了“道”。人们将要行道。开始就必须专一,然后再坚定地贯彻厂去。要探求道的往来,总是不知其时。可以索之于天,与苍天互定约期。只要不失约期,就能得到它了。所以说,我的话就象日月升到最高处—样,象日月之明那样的没有隐蔽,只是人们不肯追求而已。与道相同的就相从,与道相反的就相距。我从考察反则相距的道理中,了解到同则相从的“同”字是个什么涵义了。


水地:



地,是万物的本原,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,美与丑,贤与不肖,愚蠢无知与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。水,则是地的血气,它象人身的筋脉一样,在大地里流通着。所以说,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。
 
  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?回答说:水柔弱而且清白,善于洗涤人的秽恶,这是它的仁。看水的颜色虽黑,但本质则是白的,这是它的诚实。计量水不必使用平斗斜的概,满了就自动停止,这是它的正。不拘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,一直到流布平衡而止,这是它的义。人皆攀高,水独就下,这是它的谦卑。谦卑是“道”的所在,是帝王的气度,而水就是以“卑”作为聚积的地方。
 
  如果说,准是五种量器的根据,素是五种颜色的基础,淡是五种味道的中心,那么,水便是万物的“根据”,一切生命的“中心”,一切是非得失的基础。所以,水是没有不可以被它充满的东西,也没有不可以让它停留的地方。它可以聚集在天空和地上,包藏在万物的内部,产生于金石中间,又集合在一切生命的身上。所以说,水比于神。水集合在草木上,根子就能长到相当的深度,花朵就能开出相当的数目,果实就能收得相当的数量。鸟兽得到水,形体就能肥大,羽毛就能丰满,毛色花纹鲜明而显著。万物没有不充分发展生机并回到它的常态的,这是因为它们内部所含藏的水都有相当份量的缘故。
 
  玉所以贵重,是因为它表现有九种品德。温润而有光泽,是它的仁。清澈而有纹理,是它的“智”。坚硬而不屈缩,是它的义。清正而不伤人,是它的品节。鲜明而不垢污,是它的纯洁。可折而不可屈,是它的勇。缺点与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,是它的诚实。华美与光泽相互渗透而不互相侵犯,是它的宽容。敲击起来,其声音清扬远闻,纯而不乱,是它的有条理。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,收藏它作为宝贝,制造它成为符瑞,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。
 
  人,也是水生成的。男女精气相合,而由“水”流布成人的形体胚胎。胎儿满三个月就能够含味。什么是含味呢?含味就是含收五味。什么是五味呢?五味是生成五脏的。酸管脾脏,咸管肺脏,辣管肾脏,苦管肝脏,甜管心脏。五脏都已具备,然后才生出五种内部组织。脾生膈膜,肺生骨路,肾生脑,肝生革,心则生肉,五种内部组织都已具备,然后发生为九窍,从脾发生鼻,从肝发生目,从肾发生耳,从肺发生其它孔窍。满五个月,形体完成;满十个月。婴孩就生出来了。生出来后,目就能看,耳就能听,心就能思虑。目所能看到的,不仅是山岳丘陵,也能看到荒忽的东西,耳所能听到的,不仅是雷鸣鼓响,也能听到细小的声音、所能想到的,不仅是大的事物,也能想到细微的情况。
 
  所以,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九种品德。水凝聚留滞而成为人,就生出九窍和五虑。这就是水的精、粗凝聚,能存而不能亡的例子。
 
  也有隐伏在幽暗中,既能存而又能亡的,老龟和龙便是。龟生在水里,占卜时用火烤灼龟甲,便成为万物的先知,祸福的征验。龙生在水里,它能够身披五色而泛游,所以成为神。它要变小,就变得象蚕和蠾;变大,就包涵着天和地;他要向上,就升入云气之中;向下,就潜入深泉之内。变化没有固定的日期,上下不拘规定的时限,这就叫作神。龟和龙是隐伏在幽暗之处,既能存而又能亡的。
 
  或者在某个时代有所出现,或者在某个时代不出现的,是蟡的和庆忌的产生。所以,数百年的涸泽,而山谷没有移位,水源没有断绝的地方,就要产生庆忌。庆忌的形状象人,他的身长只有四寸,穿着黄衣,戴着黄帽,打着黄色的华盖,骑着小马,喜欢快跑,要是叫着它的名字,可以使它跑千里之外而一天往返。这是涸泽之中的精怪。至于涸川中的精怪,则是从购产生的。蟡是一头两身,它的形状象蛇,身长八尺,要是叫着它的名字,可以使它捉取鱼鳖。这是涸川里面的一种水精。
 
  所以,水的精、粗凝聚,只能存在不能隐没的,是人和玉的产生。隐伏在幽暗中,能存又能隐没的,则是老龟和龙。或者某个时代出现。或者某个时代不出现的,就是蟡和庆忌。所以人人都习惯了水,只有管子能从法则上去了解它;人人都占有了水,只有管子能够掌握利用它。
 
  因此,什么可以叫作具备一切的呢?水就是具备一切的。万物没有不靠水生存的,只要了解万物的真正寄托就能证实这个道理。具备—切的,就是水。所以说:水是什么?水是万物的本原,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,美和丑、贤和不肖、愚蠢无知和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。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?试看齐国的水迫急而流盛,所以齐国人就贪婪,粗暴而好勇。楚国的水柔弱而清白,所以楚国人就轻捷、果断而敢为。越国的水浊重而浸蚀土壤,所以越国人就愚蠢、妒忌而污秽。泰国的水浓聚而迟滞,淤浊而混杂,所以秦国人就贪婪、残暴、狡猾而好杀伐。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,淤滞而混杂,所以晋国人就谄谀而包藏伪诈,巧佞而好财利。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,沉滞而混杂,所以燕国人就愚憨而好讲坚贞,轻急而不怕死。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,所以宋国人就纯朴平易喜欢公正。因此圣人改造世俗,了解情况看水。水若纯洁则人心正,水若清明则人心平易。人心正就没有污浊的欲望,人心平易就没有邪恶的行为。所以,圣人治世,不去告诫每个人,不去劝说每一户,关键只在于掌握着水的性质。


四时:



管仲说:发布政令要有四时特点。没有四时特点,人们就必然消极地观望、顺从天时的到来,处在混乱昏蒙的状态。谁能够有所了解呢?只有圣人才了解四时。不了解四时,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。因为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,国家就是要败亡的。所以圣人对于天道是真正聪明的,对于地道是真正圣智的,因而他所认识的四时也是正确的。只要君主是真正聪明和圣智的,他的臣下也就行事正确了。如何了解其君主的真正聪明和圣智呢?回答说:就在于慎重使用能臣和善于听取真实情况。使用能臣叫作聪明,听取实情叫作圣智,真正是聪明圣智的人君皆受天赏。使用无能之臣就是昏庸,昏庸而虚妄的人君皆受天祸。因此,人君看到成就即想起尊重臣民的功绩,臣民就承担其烦劳事务,勤而无悔。人君对待臣民的功绩抱着轻视态度,臣民就将懒惰,人君也将进一步骄傲起来。因此,阴阳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,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则,刑政和德政适应四时的措施。刑德适合四时则生福,违背四时则生祸。
 
  那么,春夏秋冬四时都应做些什么呢?东方是星,它的时节称为春,它的气是风,风产生木和骨。它的德性是喜欢生长而万物按时节出生。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:命令修理和清洁神位,祈祷免除破败与不顺,以正阳作宗主。修治堤坊,耕芸树艺,修整桥梁,修通沟渠,用砖瓦修治屋顶以便行水,解仇怨,赦罪人,通好于四方。这样,和风甘雨便会到来,人民长寿,动物繁殖,这就叫作星德。星掌管发生,发生属于风。所以,春天若实行冬天的政令,则将草木凋落;若实行秋天的政令,则将出现霜杀;若实行夏天的政令,则人们疲倦困乏,因此,春季三个月,用甲,乙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。第一项政令是:照顾幼弧,赦免罪人。第二项政令是:赋予官爵,授予禄位。第三项政令是:解冻时修治沟渠,添修坟墓。第四项政令是:修平险阻难行的道路,修整田地的边界,清理田间的界限。第五项政令是:不准捕杀幼鹿,不准折花断尊。五项政令若是都按时节颁行,春雨就会到来。
 
  南方是日,它的时令称夏,它的气是阳,阳产生火和气。它的德性是施惠与修乐。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:命令进行赏赐、授爵、授禄,巡视各乡劝农,做好祭神之事,量功赏贤,以帮助阳气发展。于是大暑就将到来,时雨就将下降,五谷百果也将丰收,这就叫作日德。日掌管赏赐,赏赐就是“暑”。如夏天实行春天的政令,则起大风;实行秋天政令,则多水;实行冬天政令,则草木凋落。所以,夏季三个月用丙、丁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。第一项政令是:调查有功和为国出力的人们,把他们提拔起来。第二项政令是:开用长期储备,打开老仓、老窖,把粮食贷给人民。第三项政令是:禁止敞门不关,不准举衽免冠,清除地沟与田舍。第四项政令是:访求曾经布德施惠于民者,对他们进行奖赏。第五项政令是:下令禁止设网捕捉禽兽,不准杀害飞鸟。这五项政令如果按时节颁行,夏雨就会到来。
 
  中央是土,土的德性是辅佐四时运行,以使风雨适时,地力增长。土生长皮肤肌肉。它的德性表现为和平而均匀,中正而无私,实实在在辅助着四时:春天生育,夏天长养,秋天聚集收成,冬天积储闭藏。最后大寒来到,国家昌盛,四方顺从。这叫作“岁德”。岁掌管阴阳调和,阴阳调和就是雨。
 
  西方是辰,它的时节称为秋,它的气是阴,阻产生金和甲。它的德性是忧虑哀伤平静公正而严肃谨慎—,居处不许做淫佚之事。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:命令人民不准有淫暴行为,勤慎督促旅居田野的农民进行秋收,计量民财以进行征集,砍伐树木,收聚木材,百物皆收,使人民不敢怠惰。所厌恶之事应当考察,所要求之事必须做到,保持义信则诸事可成。这叫作辰德。辰主管收敛,收敛就是阴。秋天如实行春天当行的政令‘则草木反而发荣;如实行夏天当行的政令,则将多水;如实行冬天当行的政令,则国家有损伤。所以,秋季三个月用庚、辛的日子发布五项政令。第一项政令是;禁赌博,防止小事之争,排解私恨和私斗。第二项政令是:不得功用兵器。第三项政令:重视安排旅居在野的农民,督促秋收。第四项政令是:修补仓房的缺漏。第五项政令是:修理墙垣,还要使门户周严。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进行,五谷就会丰收。
 
  北方是月,它的时令称冬,它的气是寒,寒产生水和血。它的德性是淳厚清扬。宽恕和周密。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:命令禁止迁居,尽量让人们安静稳定,地气才不会流泄。判刑定罚,不要宽赦罪人,以适应阴气要求。于是大寒来到,甲兵强劲,五谷成熟,国家昌盛,四方臣服。这叫作月德。月掌管刑罚,刑罚就是寒。冬天如实行春天政令,则地气流泄;如实行夏天政令,则天空有雷;如实行秋天政令,则发生干旱。所以,冬季三个月用壬、癸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。第一项政令是:评定孤寡,抚恤老人。第二项政令是:小心适应阴气,做好祭神之事,颁赐爵禄,授予并配备官位。第三项政令是:考核会计收支,不要开发山川的宝藏。第四项政令是:拘捕逃犯,得盗贼者有赏。第五项政令是:禁止迁移,防止流民,限制分居。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而行,冬天应做的事情就没有失误,那么,所要求的一定可以得到,所厌恶的一定可以制伏。
 
  所以,春日草木凋零,秋日草木发荣,冬日有雷,夏日有霜有雪,这都是天气的贼害。刑罚和德政变易了常规,失去了次序,“贼气”就迅速来到;“贼气”速来,国家就多灾多祸。所以,圣王总是按照时节来推行政令,制作教令来推行武事,设置祭记来显示德行。这三项都是圣王为着配合天地的运行而采取的。日主阳,月主阴,岁主和调。阳是德惠,阴是刑罚,和调是政事。所以,遇到日食,德惠失修的国家就厌恶它;遇到月食,刑罚失当的国家就厌恶它;遇到彗星出现,失和的国家就厌恶它;风与日争明,失政的国家就厌恶它。所以,圣明君主遇到日食,就注意施德;遇到月食,就改进刑罚;彗星出现,就注重和调;遇到风与日争明的现象,就整顿政事。这四者,都是圣明君主为着避免天地的诛罚而采取的。真正能够实行这些,五谷就将繁茂,六畜就将繁殖,而军备也能增强。治绩积累多了,国家就能昌盛;正如暴虐积累多了,国家就会灭亡一样。
 
  “道”产生大地,“德”生出贤人。道产生德,德产生政令,政令产生事功。所以,圣明君主治天下,凡事走到极端就反过头来,走到终了就重新开始。施德开始在春天,增长在夏天;刑罚开始在秋天,发展在冬天。只要刑罚没有失误,四时就始终如一地正常运行。若是刑与德偏离正确的方向,四时便要逆行,行事不成,并且必遭大祸。国家每月都有三种政事,按时节推行政令,制教令推行武事,设祭祀显示德行,国家必须遵照它来治理,这才可以久长。不适应就会死灭,不治理就会败亡。国家既然有四时的不同政令,坚决执行着圣王的政事,那么,春夏秋冬四时应做的事情就要安排得各得其所,还要同时以上述“三政”作为必要的辅助。


五行:



第一是农事,第二是器用,第三是人力与生产相称,治理则属于第四,教化为第五,管理为第六,建立事业为第七,进行修剪整治为第八,终止结束为第九。到了九,然后就可以配备五官于六府之中,就象配五声于六律之中—样。
 
  每年经六个月为冬、夏至,因此,人的卦象有六爻,六爻是可以通乎天地的。天道以九数为制,地道以八数为制,人道以六数为制。天子以天为父,以地为母,借此以开发万物,总于一统。能通晓九功、六府、三事者,就可以成为明哲的天子。要修平水土,以防备凶年饥谨;平价发放粮食,以救济不赈之民。治祭袍于土地,以观察土地财利;修养内心,以合于精气要求。已经符合精气要求就应当经常保持,经常保持也就有了规范。要审合音声,研究十二钟的音律,使之反映人情。人情已经悟透,万物已经尽知,然后就可以称为有德之君了。
 
  所以,通晓阳气,是为从事于天,即掌握日月运行规律,以用于人民;通晓阴气,是为了从事于地,即掌握星历节气,以明确其运行次序。通晓这些学问然后付诸实践,那么,就是神筑不显灵,神龟不卜卦,也是可以治理得最好的。从前,黄帝得蚩尤为相而明察天道,得大常为相而明察地利,得苍龙为相而明察东方,得祝融为相而明察南方,得大封为相而明察西方,得后土为相而明察北方。黄帝得六相而天地得治,可以说神明到极点了。蚩尤通晓天道,所以黄帝用他当“掌时’’的官;大常通晓地利,所以黄帝用他当“凛者”的官;苍龙明察于东方,所以黄帝用他当“下师”的官;祝融明察于南方,所以黄帝用他“司徒”的官;大封明察西方,所以黄帝用他当“司马”的官;后土明察北方,所以黄帝用他当“李”官。因此,春是工师,夏是司徒,秋是司马,冬天的性质则相当于理狱的官职。
 
  从前,黄帝根据缓急差别开始制定五声,用五声来规正五钟的音调。命定这五钟音调的名称,第一叫作青钟大音,第二叫作赤钟重心,第三叫作黄钟洒光,第四叫作景钟昧其明,第五叫作黑钟隐其常。五声调整好了,然后开始确定五行来规正天时季节,开始确定五官来规正人们地位。人事与天道协调了,天地的美好事物也就产生出来了。
 
  冬至后从遇到甲子日开始,要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。天子发出命令,命左右士师内侍治事。统一分别各级官爵,评定贤与不肖的官吏;发放秘藏之物,赏赐于全国各地。按农家种田之数,把国家的陈粮发放给他们。走出城市,让国家官吏巡视山林,禁止砍伐树木,这是为爱护草木而要求的。接着是水解冻化,草木萌生。要消灭土中蛰虫,要促进菱的生长,春耕不可拖延,春苗的根部要培土充足,不杀雏鸟,不害幼糜幼鹿。不可束包太紧,免伤襁褓的婴儿。按时这样做则草木繁茂而不雕。这些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。
 
  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,要按照火的德性应时治事。天子发出命令。命“行人”之官内侍治事。下令挖掘田间排水的沟渠,修筑津梁于旧道之上,发放国家积藏,作为国君赏赐之用。贵者游乐驰马,以发泄地气。拿出皮币,命使臣奉行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,通好于各国,让所接触的国家都能和睦。这样,天无暴风,草木生长奋发,郁蒸之气停息,人无疾病而富贵多子。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。
 
  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,要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。天子发出命令,命左右司徒内侍治事。此时节不诛不赏,敬慎于农事。大讲仁惠的言论,宽判刑死,缓处罪人。走出城外,由司徒下令巡视农民种田用工、出力的情况,以蓄育五谷。贵者宜于静居,而农民则需极力讲求农业的用工与出力。这样,天好象成为深遽的园林,草木蕃育生长。五谷蕃实秀大,六畜牺牲之物也都齐备,百姓足财,国家富有,君臣上下相亲,各国诸侯也都和睦。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。
 
  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,要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。天子发出命令,要求司祝之官选择圈养中合用的禽兽和秋日里先熟的五谷,敬献于祖庙及五祀之神,让鬼神享用它的气,让君子宴食它的味。这时,凉风已至,白露已下,天子还要出令,命左右司马筹措销甲兵器,组织军人队伍,在全国各地加强备战,非常警惕地如临战争,这乃是为了准备天地秋时所行的杀戮。这时,白天太阳甚热,夜间凉露已降,大地环绕,五谷逐次成熟,草木丰实,不仅农业增产,各业都同庆丰年。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。
 
  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,要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。天子发出命令,命左右“李官”内侍治事。此时冬寒之气若足,则发奸捕盗之事可以停止;冬寒之气不足,则发捕贪污分子与盗贼。还要多多砍削竹类以制造箭支,伐取檀朽之木以制弓,令百姓出猎野生禽兽,不放过任何大小一律捕杀,这正是贵在适应天地闭藏的要求。这样,卵生的鸟类没有孵化不成的,胎生的兽类没有中途流产的,怀孕的妇女没有胎儿夭死的,草木的根本也都是闭藏完好的。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。
 
  从遇到甲子之日开始,须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,天子若无所赋与,不行赏赐,而进行大斩伐伤,国君就会危险,不然,则太子危险,或者是家人、夫人死亡,不然,则长子死亡。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。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,须按照火的德性应时行事,天子若屡行急政,则有“旱札”之灾,禾苗枯死,人遭瘟疫。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。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,须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,天子如修筑宫室台榭,国君危险;如在外修筑城郭,大臣死亡。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。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,须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,天子如果开山动石,则战争失败,战士死,而执政者丧亡。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。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,须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,天子无论是决开或堵塞大河,动了大的治水工程,王后夫人就会死亡,不然,则国中卵生的鸟类孵化不成,胎生的兽类中途流产,怀孕的妇女胎儿天死,草木的根本也不完好。这种灾祸也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。


势:



作战而惧怕涉水,这叫作没有胆量。这种人小事不顺,大事不吉。作战而怕行险路,这叫作心中无数。这种人只能使军队混乱,全军陷入迷茫,注定要走向灭亡的道路。
 
  用兵在强调静止的时侯,应当象死尸一样不动;在强调运动的时侯,应当象鬼神一样出没;在强调扩展的时侯,应当象鸡距一样伸张有力;在强调收缩的时侯,应当象瘸腿者一样屈曲退避。静止或者运动,有时被放在主位,有时被放在客位,这贵在得其法则。懂得静止时所应遵循的法则,驻兵自然有利;懂得运动时所应服从的法则,一动兵就会成功。所以说,能作到无为而治的可成帝业,就是这个道理。
 
  敌方的悖逆之事才刚刚开始发生,天地都没有什么表现,就提早对他征讨,事情不会成功,反而将不断地受到惩罚。天根据人的善恶予以祸福,圣人根据天的征象而进行征伐。敌方没有天时之灾,不可轻易进攻,没有人事之祸,也不可开始宣战。慕和自己军众,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。首先是人们在那里生事,然后天地表现出惩罚的征兆,最后由圣人通过征伐来完成,这就与天的准则一致。当然,若保持正静而不事争夺,行动没有差错,本质上无杀戮之心,也可以与地的准则相同。不合于天的准则,就应当隐而修德;已合于天的准则,则发挥自己实力。一旦得到成功,就顺守其成功的业绩,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。
 
  成功之道,贵在能伸能屈。不可忘天的准则,尽天数就应停止。举事如果不成,既不必改变常态,也无须毁弃最初的基础,休息民力,观测时机,待天命起事就是了。所以说,要遵循阴阳运行的轨道,而履行天地的常规。伸伸屈屈,要并用而掌握适当;隐隐显显,要根据天地的征象行事。天地显示征象,圣人完成征伐之事,这样就谋取小事有小利,谋取大事有大利,全面谋取者则据有天下。
 
  所以,贤者对人总是诚信而仁,慈惠而爱,决策广求民意,而不敢先自为定。内心安静,不主张杀伐,道德饶裕,不愿意求索,闲适的形色象女子一样。他的平时自处,总是柔安静乐,行德而不与人争,用这种情态等待天下动乱的到来。所以,贤者都安详平静,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,行事立足于不敢,建功立足于不能,奉守谦弱的品格而始终坚持着。所以,他能做到不违背天时,不打乱民功,行时政顺养国人,先用德后用刑杀,既顺于天道,又揣度人心行事。
 
  善于保密的,明察也不能发现;善于明察的,保密也不能隐蔽。我方高度明察胜过对方的高度保密,则对方之人无高度保密可言;我方高度保密胜过对方的高度明察,则对方之人无高度明察可言。创造高度保密的,可以使进军迅速,创造高度明察的,可代替天的启示:在下面查索不得,那就最大限度地向上探索好了。
 
  野兽极力奔跑,可能碰上暗伏的网罟。为政也必须有起有伏,否则不行。大规模的文治实行三年,天下就能重视义与德;大规模的武事实行三年,天下才能平息刀兵与暴力。


正:



制定五种刑律,每一种都应与罪名相当,使罪人无所抱怨,良民不生惊恐,这叫作“刑”。规正人们,制服人们,控制人们,整治人们,一定要出令严格,而使人遵守,这叫作“政”。象四时运行一样没有差错,象天上星辰一样没有变更,象昼与夜、阴与阳、太阳与月亮一样分明,这叫作“法”。爱护人们,生育人们,教养人们,育成人们,利人而不居有德,使天下都来亲近,这叫作“德”。不施恩,也不结怨,无所爱,也无所恶,认为万物都本乎“一”,阴阳都有规范,这叫作“道”。应当用刑律进行裁断,用政权推行命令,用法来遏制人们,用德来教养人们,用道来启发人们。用刑律进行裁断,为的是不错伤人命;命令人们杜绝私欲,为的是不使人们走邪路;遏制人们,以杜绝非分之心,为的是不使人们寻求侥幸;教养人们改变恶行,一定要从自身做起;启发人们省察其性情,一定要顺从道理。施之以刑,人们就做事用心而且敬谨;施之以政,人民就守信而且服从;施之以德,人民就和平而且敬慕;施之以道,人民就亲附而不争夺。判罪合乎罪名叫作“刑”,出令合乎时宜叫作“政”,合于成规而不改变叫作“法”,爱民而无偏私叫作“德”,合乎众民所宜叫作“道”。
 
  立法与执行政事,能守信于民么?保持中正和平与谨慎恭敬,能日新其德么?政情平稳安定,也能保持谨慎么?废私立公,能用在荐举贤人上么?执行政事,治理人民,能做到先人后己么?能守信于民,这叫作端正纲纪。能日新其德,这叫作履行正理。保持谨慎,又辨正名分,虚伪奸诈之事自然可以停止。举人废私立公,其臣德将被全国称道。能做到先人后已,就可以辅佐天子了。


九变:


凡人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,这是有必然原因的。可以说,最大的一条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在这个地方,而且土地房屋富裕可以使人们安居乐业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由于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君主在教训、习俗方面,爱民深厚,无处可寻。若不是这个原因、就是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本国地形险阻,易守难攻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刑罚严厉而令人畏惧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赏赐明正而令人鼓舞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。若不是这个原因,就是对君主有重大功劳。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能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的缘故。
 
  现今,依靠不可信的人,而要求了解敌情;使用不能守的人,而想要巩固防地;指挥不能战的军队,而想要侥幸取胜。这是用兵上三种昏庸的表现。


任法:


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,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,依靠公而不依靠私,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,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。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,弃法度而依靠智谋,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;弃政策而依靠议论,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;弃公而依靠私,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;弃大道而依靠小事,所以君主劳烦忙乱,人民迷惑不清,而国家不得安定。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,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,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,跑马打猎,鸣钟击鼓,吹竿奏瑟,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。他不思不虑,不忧不谋,利其身体,适其形躯,保养其寿命,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。所以,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,就不操心,不劳神,不费力,而土地自然开辟了,仓廪自然充实了,积蓄自然丰富了,兵力自然强大了,群臣没有诈伪的,百官没有奸邪的,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、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,欺骗君主了。
 
  从前尧治理天下,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,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;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,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。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,推之即去,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,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。尧的治理方法,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。黄帝的治理天下,人民不用招引就来,不用推动就去,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,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。黄帝的治理方法,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,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。
 
  所谓仁义礼乐,都是从法里产生的。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。《周书》上说:“国法废弛不统一,国君不祥;人民不守法,不祥;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,不祥;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,不祥;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,不祥。”所以说: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,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,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。无论君主或群臣、上层或下层、贵者或贱者,都必须一律遵守,所以叫“法”。
 
  古时的法治,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,没有那种多识、博学和善辩的人,没有特异的服饰,没有奇怪的行动,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。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: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,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。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。法,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;私,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。所以,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,这样,那么所谓能干的人、懂法的人、多识博学的人们,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;人多势强、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,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;君主的亲信、近臣、亲属和宠爱的人们,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;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;对任何事物的处理,不在法度之中,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。所以,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,是圣明君主的法宝。
 
 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,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。因此,所谓能干的、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,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,迷惑君主;人多势强、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,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,侵害君主;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,任用辅相;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,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。象这样的情况,要求法度通行,国家太平,那是不可能的。
 
 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,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,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,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。这样,群臣协力同心,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;百姓也团结和睦,听令守法,做他们应作的事情。所以说,有创制法度的,有执行法度的,有遵照法度行事的。创制法度的是君主,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,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。君臣、上下、贵贱皆从法,这就叫作大治。
 
  所以,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: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,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,确立仪法制度,以法断事的,是上等的君主。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,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,既不听大臣忠言,又脱离左右属下,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,是中等的君主。大臣喜爱某人,就替他进行私赏;大臣憎恶某人,就替他进行私罚;违背公法,丧失正心,一味听大臣摆布的,是危产的君主。所以作君主的,不可注重私爱于人,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。注重私爱,叫作错用恩德,注重私恶,叫作错用刑威。刑威和恩德都用错,君主就危险了。
 
  因此,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:使人活,使人死,使人富,使人贫,使人贵,使人贱,这六种权柄,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。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:一是文治,二是武事,三是刑威,四是施德。这四个领域,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。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,叫作“失权”,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,叫作“失位”。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,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,是办不到的。法度不公平,政令不完备,也是导致“失权”、“失位”的原因。所以,有时歪曲法度,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,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。因此,贵臣不能威胁他,富人不能贿赂他,贱者本能讨好他,近臣不能亲呢他,美色不能迷惑他。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,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,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,法令一颁布下去,民众就跟着行动了。所以,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,象天地那样的坚定,象列星那样的稳固,象日月那样的光明,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,这样,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。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,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,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,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,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。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,富人就能贿赂他了,贱者就能讨好他了,近臣就能亲呢他了,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。这五方面,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,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。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,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;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,就天天产生着怨恨。天天被侵害,又产生着怨恨,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。
 
 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,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,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,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,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。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,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,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。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、卑敬、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,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,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。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,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,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。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,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,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。
 
 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,不分亲疏、远近、贵贱和美丑,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。他定罪杀人,人不怨恨;按功行赏,人也不必感激。全凭法制办事,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。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,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,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,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。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,凭法制来裁断是非,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。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,用私心来看事物,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;用私心来听情况,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;用私心来考虑问题,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。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、造成失位原因。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,那么,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,在国内到处宣扬;还将勾结徒党,来建立私人势力;还将请托保举,来扰乱国家公法;还将用尽心机,来骗取君主的宠信。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,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,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,国家的不安定,就将从此产生了。
 
 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,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,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,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?所以,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,虽遭到挫折失败,也不应处罚;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,虽然取得功利,也要处死罪。这样,那么下对上,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;臣事君,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。所以上面发令,下面就贯彻;君主行事,臣民就遵从,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。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,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,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;按照君主命令行事,遭到了挫折失败,就加以处罚,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。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,法制也就归于毁灭,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。
本文关键词:管子(三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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