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子(二部)

2020-02-21 02:54:53 作者:厚景  阅读:82 次  点赞:2 次  鄙视:0 次  收藏:0 次  由 s.ymcz.com 收集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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宙合:



“左操五音,右执五味”,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。人君在上边发令,总是安逸的,故居于左;人臣在下边出力,总是劳顿的,故居于右。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,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,从而无所不顺,“顺”则法令通行无阻,政事赢得成就。五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,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,从而无所不得。“得”则劳力有所专务,财物有所增长。所以人君出令,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,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,如此施德而无私,则四海归服。人臣出力任事,同尽忠心而不争夺私利,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,如此勤敬而无所忌妒,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。人君行事失去协调,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,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;人臣行事失去协调,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,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。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,国家就安宁了。所以,把这称之为“大德。”
 
  关于“怀绳与准钩,多备规轴,减溜大成,是唯时德之节。”绳,可以扶偏为正;准可以破险为平;钩,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。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。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,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。国家还是那个国家,人民还是那些人民,桀纣因乱而败亡,汤武却因治而兴盛。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,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,使人民从善成风,这就是汤武的功绩,所谓“多备规轴”,指的是“成轴”。成轴的品种繁多,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。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,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,怎么能够不合适呢?非常合适,在于非常完备,因为挑选着使用,所以不会缺乏。由此,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。上天养育万物,多得无法计量;大地造化万物,多得没有边际。所谓是就不是非,非就不是是,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。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,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,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。然而这些过程,都将是仓淬到来,令人无法准备的。所以,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,积累规律性的理论、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。新事物一经出现,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,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。“减”的意思是完全,“溜”的意思是发展,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,无不处理得宜。所以说: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。成功的方法,一定有规可循。必须极力修德,详审时机,时机与德望结合,便是成事的机会,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。所以说: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。
 
  “春采生,秋采蓏;夏处阴,冬处阳。”这是说圣人的动静、开合、屈伸、取予,一定要因时制宜。合于时宜则动、不合时宜则静。所以,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。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,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。贤人处于乱世,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,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,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。他的躲避,有如夏天之就清凉,冬天之就温暖,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。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。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,往上说,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;往下说,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,其不利是太严重了。因此,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,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,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。所以,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,而是受封于宋国,充当殷遗民的首领。这样,祖先不被湮灭,后世也不断绝。所以说: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。
 
  “明乃哲,哲乃明,奋乃苓,明哲乃大行。”这是说独擅其美,自恃其盛,自奋其能,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,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。为此,圣人写在书里,传给后学之士说:奋,是兴盛;苓,是衰落。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,从来没有。所以,有道之人,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,不表现局量已满,不表现调子太高,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。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,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,功劳大而不夸耀,事业盛而并不骄傲。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,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。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,于是只取其一,弃名取实。因此,安定而无忧。
 
  “毒而无怒”,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。“怨而无言”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:发言不周到严密,反伤其身。“欲而无谋”,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,谋外泄则灾祸来临。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,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;而且还发言轻率,谋划外泄,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。所以说: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,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,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。
“大揆度仪,若觉卧,若晦明”,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,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。此时要依靠贤才“的意见,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,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,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。所以说:要像睁着眼睛睡觉,要像在暗夜里明察,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。
 
  “毋访于佞”,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,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。“毋蓄于谄”,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,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。“毋育于凶”,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,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。“毋监于谗”,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,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。行私、欺上、伤害民众、脱离贤士,这四者用事,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,丧失君主政绩的。作为君主,丧失了仪法与政绩,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;作为人臣,不忠而邪僻,以用它追求爵禄,乱风俗败世道,以便偷安享乐;即使国家威力再大,也是要损坏的。所以说:“治国不正,虽大亦将灭亡。”因此,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,堵塞它们的通道,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。所以写在书上,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:造怨深重者,国威将丧失净尽。
 
  关于“不用其区区”,说的是“虚静”。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,所以说要虚静待物。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,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,那必然失掉时机。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。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,还不能称贤;正直而无才能,也不能称美。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,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。这种赐与,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,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,因此,德的流布,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。所以说: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。
 
  关于“鸟飞准绳”,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。鸟的飞翔,一定要返回到山上,集合在谷中。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,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。山与谷的地位,不一定平正笔直。但回到山上、集在谷中的路线,曲折固然曲折,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。因为鸟从北方起飞,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;从南方飞起,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。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,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。所以,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:长达千里的道路,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,大到万家的城市,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。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,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,能立义就可以称贤。所以,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,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。
 
  “胸充”,说的是心,心要求忠;“末衡”,说的是耳目,耳目要求正。忠与正,是治世之本。耳管听,听联带着所闻,所闻精审叫作聪;目管看,看联带着所见,所见精确叫作明;心管思虑,思虑联带着发言,发言得宜叫作智。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,专一而不昏乱,就带来安定的政治。政治安定,人民有利;有利则勤勉,勤勉则吉。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,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。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,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。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,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。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,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,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。政治险恶,人民受害;受害则怨恨,怨恨则凶。所以说:心地平实,耳目端正,讲的是政治安定,兴利于人民。
 
  “毋犯其凶”,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。“毋迩其求”,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,而不爱惜粮食、财物,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。“远其忧”,说的是人君的亡国,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。设置女乐,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,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,臣下懈怠懒惰,百官皆失其正,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。“高为其居,危颠莫之救”,这是说身居高位,自满自大,而好自我焙耀;自主其盛,自处其贤,而自封为英雄。这样,其“盛”必失,而其“雄”必败。人君若自主其盛,自处其贤,以此掌握士民,国家就混乱,万民就心怨,这是一定要亡国的。好比从万仍高山上跌入深渊,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。所以说:不可只顾眼前,而应当怀有远虑;一意攀高,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。
 
  “可浅可深,可沉可浮,可曲可直,可言可默”,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,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。天,不只有一个时序;地,不只有一种物利;人的活动,不只限一件事情。因此,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,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。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,所以,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,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。所谓共同规律,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,概括无穷之多,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。因此,仅仅分清一句话,明白一个词,掌握一件事,那只可谈其片面,而不能广泛阐发。圣人由此看到,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,所以,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;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,所以,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。年有四季,月有三旬,日有朝暮,夜有昏晨,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,各有所主。所以说,天,不只有一个时序。山陵岑岩,渊泉水流,泉水越过氵翼水水流不尽,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满;土地高下肥瘠,产品各有所宜。所以说,地,不只有一种物利。乡有习俗,国有法度,饮食不同味,衣服不同色,常用器械,规矩准绳,称量数度,各事皆有成规。所以说,人的活动,不限于一件事情。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,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。
 
  “可正而视”,说的是分清美恶,区别优劣,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。掌握与分析不混杂,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。“定而履”,说的是在其位,行其路,做其事,这样,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。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。“深而迹”,说的是光明磊落,道德修养有素,这样,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。故名声永传不息。
 
  “天地一险一易,若鼓之有桴,擿挡则击”。说的是如有所唱,必有所和,所和不差,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。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,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。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,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。
 
  关于“天地,万物之毫也,宙合有橐天地。”天地包裹着万物,所以叫万物之橐。而“宙合”的意思,是上通于天空之上,下深于土地之下,外出于四海之外,合拢天地,成为一个包裹。把它散放开来,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,简直都说不出名字。真是可以说,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,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。所以说:它又能包藏天地。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,若一旦整理起来,其内容还不到一版,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。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,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。而圣人之道,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。何谓用之得当呢?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,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,应变而不失误就叫作用之得当。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,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,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,所以称它的名字为“宙合”。



枢言:



管子说:“道在天上,好比太阳;它在人体,就好比心了。”所以说,有气则生,无气则死。生命就是依靠气;有名分则治,无名分则乱,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。

  枢言指出:爱民、利民、益民、安民,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,帝王运用它们,天下便得治了。帝王,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,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。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,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。所以,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、何者为后的问题。

  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贵”的问题,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人民”的问题,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富”的问题。慎重对待“贵”,在于如何举用贤人;慎重对待人民,在于如何设置官吏;慎重对待“富”,在于如何注重农业。所以,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,不可不慎。

  一个国家,都有宝、有器、有用。内城外郭、山川险地、粮食贮备,这些都是“宝”;圣明、智谋,算作“器”;珠玉,居末位,算作财用。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,所以能治天下。

  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:气与名。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:喜、怒、厌恶与嗜好,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,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。

  伪善,不是善。善,是无法做假的。所以先代圣王注重“善”。

  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,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,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,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。所以,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。

  要加快进行探索,因为万物是众多的;要努力进行探索,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;要加强进行探索,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。

  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:有控制别人的,有被别人控制的,有不能控制别人、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?德盛义高,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;人众兵强,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;天下有大的事变,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;这样的国家,必然是控制别人的。德不盛,义不高,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;人不多,兵不强,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;依仗同盟,偷取名利;这样的国家,必然是被人控制的。人进亦进,人退亦退,人劳亦劳,人逸亦逸,进退劳逸,与人相从;这样的国家,不能控制他人,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。

  爱人过了头,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;恨人过了头,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。所以,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,也注重保持机密。机密,就是不可说出口,不可形于色,就象龙、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,才叫作保持机密。所以,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,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。

  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,既不“约束”,也不“结纽”。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,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。所以,国家亲善不在于“约束”和“结纽”。先王也不用“货交”和“裂地”的办法来治理天下。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,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。合于天时,合于正义,都要去做。此外,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,多余的耳力也不听,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。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。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,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。既占天时,又合正义,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。

  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,这样,边境就会安定;边境安定,则邻国亲善;邻国亲善,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。

  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,人心凶悍,所以要颁布法律。法出于礼,礼出于理论。理论与礼都是道。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。

  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,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。以卑下断定卑下,找不到卑下;用高尚断定高尚,得不到高尚。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。

  得之必生,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?唯有粮食。得到它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和孝己,才赖以成功;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。一天断了食,等于过歉年;三天断了食,等于过饥年;五天断了食,等于过荒年;七天断了食,国土就保不住;十天断了食,同类皆无,全部都将死掉了。

  先王最重视诚信,有了诚信,天下各国就结好了。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,士不依靠别国同盟,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,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。所以,存国家,定社程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。

  圣人在运用其心思,好像浑浑沌沌地博大而圆到,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,纷纷然好象乱丝,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。就是说,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,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,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,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。他想求地位,我就许他求地位,人家会说我有礼;他想求勇,我就许他求勇,人家会说我恭;他想求利,我就许他求利,人家会说我仁;他想求知,我就许他求知,人家会说我聪敏。但是要注意戒备,隐微而庇翼自己,动作一定要深思,不要被人识透;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,必须有防备。对人有信叫作仁,不被欺瞒叫作智,既智且仁,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。

  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,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。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,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;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,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。粗恶是精美的根本,卑下是尊高的根本,低贱是高贵的根本。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。

  天,通过时令发挥作用,地,通过物材发挥作用;人,通过行德发挥作用;鬼神,通过赐福发挥作用;禽兽,通过力气发挥作用。所谓德,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。所以,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,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好。

  先王举事,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,可成霸业;完全是有利条件的,可成王业;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,必然削弱;完全是不利条件的,必然败亡。计量以后,不讲求多少;称量以后,不讲求轻重;度量以后,不讲求短长,不讲求这三者,不可以举大事。能够保持戒惧么?能够保持谨慎么?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?能作到种谷得谷么?能作到种麦得麦么?能设想春日不生长,夏日也无所得么?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,用行德来聚合国人。两者都无所聚合,那就没有成就,也没有亲近的人了。

  凡国家的败亡,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;人的自我失误,也往往因其所长。所以,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,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。

  生命从属于粮食,言辞从属于实事。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,自古及今,不曾存在。  众胜寡,快胜慢,勇胜怯,智胜愚,善胜恶,有义胜无义,有天道胜无天道。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,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。

  人君好放荡纵欲,忘其身而失其国者,必然失败;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,必然失败;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,必然失败;诸侯给与权威,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,必然失败;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,必然失败;贮蓄积藏的物资,陈列腐朽的粮食,而不肯施与他人者,也必然失败。

  人的名分有三:有治理的,有督促的,有服务的。事的名分有二;有纠正于事前的,有察明于事后的。五者完善,天下就得治了。名分正则天下治,名分不正则天下乱,没有名分则死灭。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。

  先王谋取天下,对远的国家用“礼”,对近的国家用“亲”。所谓亲和礼,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;所谓远和近,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。

  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,是忠心;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,是欲望。多忠少欲,是明智的表现,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。作为人臣,无功于国,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,就是人臣的大罪;作为人臣,无功于国,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,也是人臣的大罪。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,谁还去推祟贤人呢?

普通人的心理活动,爱往往是憎的开始,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。他们事奉双亲,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;他们事奉国君,有了产业,家室富足,德行就衰退了;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。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。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。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,人们就要用“概”来平;人满了,天就要来平。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。人君执行“逆”的政策,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。

  先王重视荣辱,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。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,实际行善者有福,实际行不善者有祸,祸福都在实际行动。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。

  公开行赏,节约费用;公开处刑,减少刑杀。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,所以先王重视公开。

  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,爱天下之所爱,恶天下之所恶,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,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。

  先王的书,我内心是敬爱的,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。所以,有事的时候,要敬读它;无事的时候,也要敬读它。我是怕事的,所以不喜欢作事;我也是怕讲话的,所以不喜欢发言。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。

 

八观:


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,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,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,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,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。因为,内城不完整,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;外城有空隙,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;里的边界随意横通,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;闾门不关,内外随意交往,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;院墙不备,门门不牢,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。所以,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,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;禁律与刑罚威严,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;法令严明,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;奖赏信实坚定,有功者就得到鼓励;受教育、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,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。因此,有英明的君主执政,刑罚总是很少,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,该治罪的不治罪;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,堵塞了犯罪的道路,消灭了犯罪的影响,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,因而人民走正道、做好事,就好像出自本性了。所以,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。
 
 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,看看它的耕耘状况,计算它的农业生产,饥饱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耕地不深,锄草不勤;宜种的土地没有种,未开的土地很荒乱,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,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;按人口总算土地,荒地多而熟地少。即使没有水旱天灾,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。像这样的国家,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;人口多,则国贫民饥。再遇上水旱灾害,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。人民无力保卫国土,城防就不巩固;人民处于饥饿状态,就不能从事战争;人民离散而不回,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。所以说,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,便是寄生的国君。所以说,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,看看它的耕耘状况,计算它的农业生产,饥饱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,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,计算它的六畜生产,贫富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山林湖泽广阔,草木就容易繁殖;土地肥沃,桑麻就容易生长;牧草繁茂,六畜就容易兴旺。如果山泽虽广,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;土地虽肥,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;牧草虽多,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;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。所以说,日常物产不充足,金玉虽多,也只能叫作贫国。所以说,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,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,计算它的六畜生产;贫富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,视察它的宫室,看看它的车马、衣服;侈俭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城市大而农田小,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;城区大而居民少,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;院落大而房屋少,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;房屋多而居民少,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;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,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。所以说,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,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,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,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,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。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。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,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,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,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。所以,奸恶和邪巧的产生,由于贫困;贫困的产生,由于奢侈;奢侈的产生,由于没有制度。所以说,明确制度和标准,节约衣服,俭省财用,禁止奢侈,是治国的急务。不懂得这个道理,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。所以说,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,视察它的宫室,看看它的车马、衣服;侈俭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考查灾年饥馑的情况,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,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,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;虚实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,可食之地,有方五十里就够了。万户以下的,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;一万户以上的,则要把山泽除外。那种土地均已开垦,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,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;土地只开垦半数,而民有余食、粟米丰富的国家,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。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,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;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,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,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。所以说,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,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;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,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;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,民众就面有饥色了。一个国家,庄稼歉收三分之一,叫作小凶年;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。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。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,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,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。庄稼歉收三分之一,而没有旧年存粮,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。十分之一的人从军,三年不解除兵役,如果没有余粮,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。所以要问:山林虽近,草木虽好,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,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,这是什么原因呢?回答说: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,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,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;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。所以说,山林虽广,草木生长虽好,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;国虽富裕,金玉虽多,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;江海虽宽,池泽虽大,鱼鳖虽多,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;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。这并不是对草木、鱼鳖有偏爱,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。所以说,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,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。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,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,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,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。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,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。所以,君主用财无限度,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。所以说,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,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。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,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;百姓有饿死的,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;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,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。而法令不能“必行”,禁令不能“必止”,战不能“必胜”,守不能“必固”,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。所以说,考查灾年饥馑的情况,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,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,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,虚实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进入一国的州、里,观察风俗习惯,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,治乱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州里之间没有隔墙,里门没有安设,出入没有定时,早晚不加管理;对于抢夺、盗窃、殴打、害人的分子,就无法加以管制了。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,在一个巷子里打井,场院菜圃相连,树木茂密,院墙破损,门户不闭,内外随便往来;男女之间的界限,也就无法规正了。乡没有官吏,里不设学堂,不按时集会,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,禁令刑罚又不严格,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,也就无从产生了。所以,婚礼不严肃,人们就不注意廉耻;选贤不通过乡里,士人就不注重品行;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,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;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,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;乡官不实行法制,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。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。所以说,进入一国的州、里,观察风俗习惯,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;治乱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来到一国的朝廷,观察君主的左右,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,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;强弱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功劳多的,禄赏反而在下,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;政绩好的,官爵反而在下,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;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,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,百姓就会怨恨、非议而轻贱爵禄;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,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,君令就不受重视,而法制破毁;握有大权的人,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,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。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,士兵就不肯作战;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,内政就不会清明;百姓怨恨、非议而轻贱爵禄,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;君令不受重视,法制破毁,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,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;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,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。所以说,来到一国的朝廷,观察君主的左右,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,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,强弱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,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;兴灭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法律形同虚设,只加害疏远的人;命令虽已公布,不听者安然无恙;随便封爵赐禄,无功者因而致富;那么,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。所以说,良田不赏给战士,三年而兵力衰弱;赏罚不信实,五年而国家破败;君主卖官鬻爵,七年而国家危亡;背逆伦常道德,干禽兽的行为,十年国家就会覆灭。出战不胜,是衰弱;土地被瓜分,是破败;逃离本国,迁移国都,是危亡;政权由异姓人占有,是覆灭。所以说,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,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;兴灭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估量敌国和盟国,了解君主的意志,考察农业的状况,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;存亡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,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谀之臣得宠,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;对这样的国家,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,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,豪杰将不安于位,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。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,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。豪杰不安于位,则良臣出走;多功之臣,不怀恋爵禄,则兵士不肯效力;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,则粮仓空虚。这样,君主还不肯改革,那么,抢夺、盗窃、残害人民、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。在国内,朝中无良臣,士兵不效力,粮仓空虚,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,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。所以说,估量敌国和盟国,了解君主的意志,考察农业的状况,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;存亡之国,就可以区别出来了。
 
  因此,从这八方面调查一个君主所治理的国家,这个君主就无法掩盖他的真实状况了。



法禁:




法制不容私议,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;刑杀不容宽赦,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;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,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。这三事掌握在官府,就是“法”;推行到全国民众,就成其为俗。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。
 
  国君统一立法,百官就都能守法;上面把制度公开,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。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,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。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,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。所以,百姓与官法对立,大臣与君主争权,国家的危险,一定从这里开始。从前,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,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,一定给予惩处。这样做,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,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。圣王既死,后继者就差多了。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,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,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,就一定多了;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,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,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,也一定多了。
 
  从前,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,不看重他的博学,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。《泰誓》说:“殷纣王有臣亿万人,也有亿万条心;周武王有臣三千人,却只有一条心。”所以,纣王因亿万心而亡,武王因一心而存。因此,一国之君,如不能使人心归己,统一国家权威,统一士人意志,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,那末,虽有广大的国土,众多的人民,还不能算是安全的。君主失道的时候,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,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。所以,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,利用公法谋取私利;在君前互相推崇,在民间互相吹捧;各图己便,忘掉国家,以扩大势力范围,结聚徒党,上以蒙蔽国君,下以搜刮百姓。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。所以是国家的危险。
 
  破坏国家正道,改变国家常法,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,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,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,只努力发展部属,私用国家官吏,私决君主大事,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,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,举用无能的人,荐引无功之辈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,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,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既结交权势,又收揽穷人;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,削上就下,枉法收买人民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、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,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,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,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,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打扮成贫穷的样子,而不肯辛勤劳动,暂时安于贫贱,自身没有常业,自家没有恒产,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,而声称是为了人民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,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,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,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,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,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屈身于人群之中,暗行不正之事,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,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,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,把自己所做过的事,说得非常难做,借此以抬高自己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
  有积蓄而生活安逸,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,殷勤行事,顺从人意,用财货收买人心,用救济沽名钓誉,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,把奇谈怪论讲得头,头是道,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,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以结纳朋党为友爱,以包庇罪恶为仁慈,以投机善变为有智,以横征暴敛为忠君,以发泄私忿为勇敢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闭塞国家根本,努力蒙蔽国君,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,是圣王所要禁止的。
 
  作为圣王,处在治世的时候,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,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。所以士人们不敢推行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在国内自我表现;也不敢布施小惠,缓行公法和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;也不敢越级僭职,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。圣王的治理人民,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,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。必须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、乐其同人、努力于职务、珍惜其名声的轨道上来,才算达到目的。所以,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,应当使之受害;对于不胜任而失职的,必须使之受辱。因此,圣王的教育人民,就是用仁爱来保护,用惩罚来驱使,并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之有所成就而后止。所以说:坚决而镇定,稳定而图治,安国而尊君,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,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。

 

重令:



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,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。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,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;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,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。所以,安国在于尊君,尊君在于行令,行令在于严明刑罚。刑罚严、法令行,则百官畏法尽职;刑罚不严、法令不行,则百官玩忽职守。因此,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,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。所以说:删减法令者,处死;增添法令者,处死;不执行法令者,处死;扣压法令者,处死;不服从法令者,处死。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,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。所以说:法令有力量,下面就畏惧了。
 
  君主若昏庸不明,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,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。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,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,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?况且,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,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,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。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,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,是办不到的。法令发出,而扣压者无罪,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;法令发出,而不执行者无罪,执行的有罪,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;法令发出,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,这就是君权下分;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,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。照此下去,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;善于结党的人们,将由此党同伐异;贪利的人们,将由此收贿聚财;懦弱的人们,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,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;骄矜自夸的人们,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。所以,法令一出,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,而想要君主不危亡,臣下不作乱,是办不到的。
 
  粮食不足,奢侈品生产不禁止,人们必定要挨饿,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,这就叫作“逆”。布帛不足,衣服却没有节制,人民一定要受冻,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、锦绣纂组相夸耀,这就叫作“逆”。有万辆兵车的大国,士卒不能野战应敌,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,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,这就叫作“逆”。不按才能授官,不按功劳授禄,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、为国牺牲,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、实行权术、趋奉君侧小臣,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,这也叫作“逆”。
 
  朝廷要有“经臣”,国家要有“经俗”,人民要有“经产”。什么叫作朝廷的“经臣”呢?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,不欺骗君主;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,不袒护私党;竭尽能力办事,不追求私利;遇到国家患难,不贪生怕死;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,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,不平白领受禄赏的,就是朝廷的经臣。什么叫作国家的“经俗”呢?人们的喜好和厌恶,不违背君主的标准;重视和轻视的事情,不违背法令的规定;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,不说偏、袒下级的话,不过奢侈的生活,没有越级的服用;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,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,就是国家的经俗。什么叫作人民的“经产”呢?饲养牲畜,搞好种植,注意农时,增产粮食,努力农事,开垦荒地,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,就是人民的经产。所以说,朝廷不重视经臣,则嬖臣得进,无功者空得官禄;奸邪得逞,无能者混入上层。国家不施行经俗,则臣下不顺,而君令难以推行。人民不注重经产,则仓凛空虚,财用不足。嬖臣得进,无功者空得官禄,奸邪得逞,无能者混入上层,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。臣下不顺,君令难行,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,就难得取胜。仓凛空虚,财用不足,国家就不能固守。三种情况出现一种,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。
 
  所以,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,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,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,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。凡是国家的强大,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,然后,国家才能强大。凡是军队打胜仗,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,然后,军队才能打胜仗。凡是人民服从使用。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,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。凡是法令的贯彻,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,然后,法令才能贯彻下去。所以,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,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,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,只加害于疏远者,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,这样,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,是办不到的。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,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,所发号令违背民心,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,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,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,出令不能必行,有禁不能必止,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,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,是办不到的。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,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,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,士卒不敢蔑视敌人,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,是办不到的。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,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,野战不能克制敌军,侵伐不能威震四邻,还指望国家强大,是办不到的。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,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,征伐不能制服天下,还指望称霸诸侯,是办不到的。论国威,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;论军事,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;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,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,还指望称王天下,是办不到的。
 
  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,这自然是称霸、称王的根本。然而,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。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:就天道的规律说,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,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;就人心的变化说,富有了,则产生骄傲,骄傲则松懈怠惰。这里所说的“骄傲”,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。对各国诸侯骄傲,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;而松懈怠惰的结果,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。在国外脱离诸侯,在国内人民叛乱,这正是天道的体现,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。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,人口虽多而不松懈、怠情与傲视臣民,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,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,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,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,而可成为霸、王之业的君主。
 
 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,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。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,所以,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,却能够保有国家,而匡正天下。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,所以,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,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。三种手段是什么?就是:号令、刑罚、禄赏。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?就是:亲者、贵者、财货、美色、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。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?回答是: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,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,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。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?回答是:虽不听君令,也可以平安无事;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;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。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,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;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,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;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,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。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,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,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,这样,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。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,作战就不能取胜;作战不胜,国防就不巩固;国防不巩固,敌国就来控制了。那么,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?回答是: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,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,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。这样一来,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;远近一心,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;众寡同力,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、防守必固了。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,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,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。



法法:



不以法推行法度,则国事没有常规;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,则政令不能贯彻。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,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;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,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;慎重而不能贯彻,是因为赏罚太轻;赏罚重而不能贯彻,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;信实而不能贯彻,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。所以说: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,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。
 
 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,要失败;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,要失败;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,要失败;亲信于人而不坚定,要失败;共同谋事而不团结,要失败;想危害人而不能,要失败;已废黜人而再用,要失败;事可为而不为,要失败;家已富而不施,要失败;机要而不能保密,也要失败。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,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;正言直行的人危险,君主就孤立无亲;君主孤立无亲,人臣就结成朋党。使君主孤立无亲,人臣结成朋党的,责任不在人臣,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。
 
  人民没有重罪,是因为过失不大;人民不犯大过,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。君主赦小过,则人民多重罪,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。所以说,赦令出,人民就不加做惕;恩惠行,过失就日益增多。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,监狱虽满,杀戮虽多,坏人也不能制止了。所以说,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。凡行“赦”,总是小利而大害,故久而不胜其祸;“不赦”,则是小害而大利,故久而不胜其福。因此,“赦”,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;“不赦”,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。对文人只有三宥,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。所谓“惠”,就是多赦,行起来先易后难,久而不胜其祸;所谓“法”,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,久而不胜其福的。所以,“惠”,是人民的仇敌;“法”,是人民的父母。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,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,虽有过也不致严重。赦过忘善,人民就不能勉励;有过不赦,有善不忘,勉励人民的政策,就发挥作用了。所以说:英明君主,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。
 
 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,三项要求不节制,君主地位就危险。三项要求是什么呢?一是索取,二是禁阻,三是命令。索取总是希望得到,禁阻总是希望制止,命令总是希望推行。但索取太多,所得到的反而少;禁阻太多,所制止的反而少;命令太多,所推行的反而少。索取而不得,威信就日益降低;禁阻而不止,刑罚将受到轻视;命令而不行,下面就欺凌君上。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,多禁而多止,多令而能多行的。所以说:上面过于苛刻,下面就不听命;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,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。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,虽想没有危险,也办不到了。号令已出又改变,礼仪已行又废止,度量已定又变换,刑法已行又动摇,这样,赏赐虽重,人民也不勉力;杀戮虽多,人民也不害怕了。所以说:上面意志不坚定,下面就有疑心;国家没有常法,人民就不肯尽力,这都是规律。
 
  英明的君主在上,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,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、杂乱的风俗、怪异的礼节,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。对于傲慢不恭、改变法令、自己立法定制、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,那么,强硬的屈服,冒尖的受挫折,顽固的也可以攻破。再用法度来引导,用杀戮来管制,因而,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,推之而往,引之而来。如果,下面有私立异说,妄自尊大,纷争而不负责任的,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。所以说,私立异说一立,君主威信就低,何况还有傲慢不恭、改变法令、自行立法定制、改风俗、变服装、奇谈怪论的存在呢?那种上不行君令,下不合乡里,随意独行,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,叫作“不服治理的人”。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。法度以外的人,应该杀。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,斗士靠战功用事。贤者靠能力用事,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;斗士靠战功用事,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。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;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,两者树立于国内,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。
 
  爵位不尊,俸禄不重,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,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。因此,先王规定轩冕,是用来区别贵贱,不是求美;设立爵禄,是用来定其待遇,不是求好看。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,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。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,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;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,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。君主尊严,人民顺从,财物丰厚,生活富裕,四个条件具备,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。
 
 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,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,不求它的美;修筑宫室台榭,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,不求它的大;雕制花纹,刻木楼金,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,不求它的壮观。这样,农夫不耽误农时,工匠能保证功效,商人没有失利的,人民没有游荡的,财货也没有积压的。所以说:节俭才是正道呵!
 
 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,人民偶然做到了,就加以行赏,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。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,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,愚民胡作非为,这是大乱的根源。法令没有正式公布,就给予惩罚,那是君主的错罚。君主进行错罚,则人民轻生,人民轻生,暴人就要兴起,帮派朋党就要出现,而乱贼就要造反了。法令已经公布,而不能依法行赏,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,不执行军令,不为国死节。人民不勉力从公,不执行军令,不为国死节,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;战不胜而守不固,国家就不会安全了。法令已经公布,而不能依法行罚,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。人民不服从法令,强人就要兴起;强人兴起,君主地位就危险了。所以说: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,号令一定要严明,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,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。
 
 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,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。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?回答是:被他使用的人多。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?回答是:被他使用的人少。既然,被他用的多就高,用的少就低,那么,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?要使人民多为己用,怎么办?回答是:法立令行,人民听用的就多了;法不立,令不行,人民听用的就少了。所以,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,而所废者少,人民就不非议,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。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,如果与所废者均等,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,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,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。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,而所废者多,人民就不肯服从,人民不服从法令,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。
 
 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,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。为了爱民的原故,不怕毁坏法度,削减命令,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。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,则人民不服使用,这是很明显的。善于使用人民的,他可以用杀戮、危害、劳累、饥饿、口渴等方法,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,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,是因为明王在上,道和法通行全国,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。所以,善于使用人民的,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,刑罚不任意增加。这样,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。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,功业就随之而立了。人们可以踏白刃,受矢石,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,君令可以尽行,禁律可以尽止,召来使用,人民不敢转移力量;送去战争,人民不敢姑惜生命。不敢转移力量,然后可以立功;不敢姑惜生命,然后可以无敌。进无敌,退有功,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,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。所以,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,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。因此,仁者、智者、有道者,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。
 
 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,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,国内的官职、法制、政教有失误,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,因而地削而且国危。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,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,国内官职、法制、政教有成就,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。然后功立而且名成。既然如此,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?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?得正道而引导之,得贤才而使用之,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。希望兴利除害,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,而国君尤为重要。如事业受到损害,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。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,因蒙蔽而被劫制,因受劫制而被杀。
 
 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,因为他有权势。所以,人君失掉权势,臣下就控制他了。权势在下面,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;权势在上面,臣下由君主控制。所以,君臣的地位颠倒,就因为权势下落。大臣得势一整年,臣虽不忠,君主也不能夺;儿子得势一整年,子虽不孝,父亲也不能制服。所以《春秋》记事,臣有杀君的,子有杀父的。所以说: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,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,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。现在,步行一天,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,堂上有事,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,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;步行十天,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,堂下有事,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,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;步行百天,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,门庭有事,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,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。所以,情况进而不出,叫作“灭”;情况出而不进,叫作“绝”;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,叫作“侵”;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,叫作“壅”。有了灭、绝、侵、堕问题的国君,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,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。所以说:政令重于宝物,政权先于至亲,法度重于人民,威权重于爵禄。所以,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,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,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,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。所以说: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。
 
  政,就是“正”。所谓正,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。因此,圣人总是精修德性,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“正”字,宣扬这个“正”字来治理国家。所以,“正”,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。过与不及都不是正。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。勇而不义损害军队,仁而不正损害法度。军队失败,产生于不义;法度的侵蚀,就是产生于不正。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,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,所以,说话必须合于务正,不苟且强为雄辩;行为必须考虑良善,不苟且保持敬惧。
 
  规矩,是矫正方圆的。人虽有巧目利手,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。所以,巧人可以造规矩,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。圣人能制定法度,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。所以,虽有明彻的智慧、高尚的品德,违背法度而治国,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。
 
  有一种说法:人君的威严,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,而因为他是人君,因而人们尊崇他,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。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,比司命之神还厉害;他还有使人贫富,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;还有使人贵贱,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。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,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,君臣的结合,便靠这六者为媒介。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,臣虽不忠,君主也不能夺;在太子手里一年,子虽不孝,父亲也不能夺。所以《春秋》记事,有臣杀君的,有子杀父的,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。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,君主就受蒙蔽了。君主受蒙蔽,就是失其政令。所以说:令入而不出叫作“蔽”,令出而不入叫作“壅”,令出而不行叫作“牵”,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“瑕”。有了牵、瑕、蔽、壅问题的君主,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,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。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,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。所以,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。令,是君主的大宝。
 
  有一种说法:贤人不来叫作“蔽”,忠臣不用叫作“塞”,令而不行叫作“障”,禁而不止叫作“逆”。有了蔽、塞、障、逆问题的君主,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,而是贤人不来,令不能行的原故。
 
  凡人民趋从君主,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,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。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,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,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,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,而且更厉害。由此,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,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,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。所以,上面不以身作则,下面就不会服从,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,不肯死于制度,国家就一定要乱了。所以。有道的君主,行法令、修制度,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。
 
  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:骄傲的人,没有伟大人物。骄傲,就是自满;自满,就是空虚。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,事情就被限制。骄傲,是渺小的。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,没有高士。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,没有智士。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,是卑人。事业无根底,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,是愚人。猎取虚名的人,没有贤士;猎取货利的君主,没有成王业的君主。贤人立身行事,不想到要出名;成王业的君主行道,也不计较成败。贤人行事,成王业的君主行道,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。
 
 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,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。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,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。君主不以私对国,大臣不冒充有能,能够这样做的,虽不能大治,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。当前,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,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,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,从古至今都不会有。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。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,舜有天下的时候,禹为司空,契为司徒,皋陶为治狱的官,后稷为农业的官;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,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。现在冒充有能的人,做事当官,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。由此看来,功业之不成,也就容易理解了。所以,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,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,用这些为君主服务,就是所谓冒充有能、纂取财利的大臣。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,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;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,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。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,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?
 
  劳民与伤财,莫过于用兵;危国与伤君,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。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,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。兵当废而不废,是错误的;兵不当废而废之,也是错误的。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,都是一样。黄帝、唐尧、虞舜的盛世,资有天下,权操于一人,这时,兵备都没有废除,现今,德行不及上述三帝,天下又不太平,而求废除兵备,不是太难了么?所以,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,防患什么。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,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;动静失宜,这就是所要防患的。因此,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,而防其所患。
 
  猛毅的君主,不免于外患;懦弱的君主,不免于内乱。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,轻杀的流弊,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。行正道者不安全,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。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,为敌国谋取我们,外患就从此到来了。所以说: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。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,姑惜刑杀的错误,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;行邪道者久而不改,群臣就结党营私;群臣结党营私,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;隐善扬恶,内乱就从此发生了。所以说:懦弱的君主,不免于内乱。
 
 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,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;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,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;不为重宝分让权力,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;不为爱民削弱法度,爱法更甚于爱民。



兵法:




通晓万物本质的,可成皇业;明察治世之道的,可成帝业;懂得实行德政的,可成王业;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,可成霸业。所以,战争,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,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。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,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。所以,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,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,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,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。这四种情况,是用兵的祸害。四者害其国,没有不危亡的。
 
  大度的书上说: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,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,打了胜仗没有死亡,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,如何做到这四点呢?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,是因为筹算得当。战而必胜,是因为法度严明。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,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,敌人不敢抗拒。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,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。顺应其人民,号令、制度就有成法可依。教练和武器都好,就有控制力量。法度严明,军队就有遵循。筹算得当,用兵就有明见。治兵众要有方法,胜敌国要有正理,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,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,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。安定宗庙,养育儿女,使四民分业治事,就可以立威立德;制定仪法,发布号令,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。
 
  军中没有主帅,就不能早知敌情。农业没有官吏,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。官府没有常法,下面就抱怨上级,而使武器不精。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,人民就看轻出产。应该说:早知敌情,才能够所向无敌;有充实的粮食贮备,才能久战而不匮乏;武器精巧,才能征伐顺利;赏罚严明,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。
 
  “三官”无误,“五教”不乱,“九章”著明,这样,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,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。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,有规则总领众强。三官:第—是鼓,鼓是为了作战,为了发动,为了进攻而用的;第二是金,金是为了防守,为了退兵,为了停战而用的;第三是旗,旗是为了出动军队,为了节制军队,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。这就是三官。有此三令,兵法就起作用了。“五教”: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,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,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,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,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。五教熟练,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。“九章”:一是举日章,白日行军;二是举月章,夜里行军;三是举龙章,水里行军;四是举虎章,林内行军;五是举乌章,丘陵行军;六是举蛇章,沼泽行军;七是举鹊章,陆上行军;八是举狼章,山上行军;九是举弓衣之章,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。这九章确定之后,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。
 
  运用三官、五教和九章,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,结束于没有穷尽。始于无端,好比“道”;终于无穷,好比“德”。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,德是不可测算的。不可量度,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;不可测算,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。两者兼而施之,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。过境要使人不知,发兵要出敌不意。过境使人不知,敌人就无法防御;发兵出敌不意,敌人就无法应付。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。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,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。教练不拘常规,行动也不拘常规。两者兼而施之,—动兵就有成效。
 
  兵器完好,教练有素,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,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。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,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。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,令行而无阻。兵器完好,教练有素,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,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。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,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,而没有停滞和溃散。能做到一气专定,则四出无阻;能做到强兵利器,则遇危不乱。进军无阻碍,退军不溃乱,敌人就为我所用了。这样,过山谷不用钩梯,经水沟不用船只,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,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,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。实际上“独入”并不是单人打入,所以不能阻止;“独出”并不是单人杀出,所以不能约束。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,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。所以,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。
 
  养兵以道,则人民和睦;养兵以德,则人民团结。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,协调就能一致,普遍地协调一致,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。定于“一至”,实行“两要”,总揽“三权”,掌握“四机”,发“五教”,设“六行”,讲“七数”,守“八应”,审“九章”,明“十号”,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。
 
  要固守,所以能以守取胜。因为,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,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,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,国家怎能不危险?所以,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,其次是一战而定。打破大国,战胜强敌,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。乱敌不用权变,乘敌不用诡计,胜敌不用诈谋,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。对近敌用实力征伐,对远国用号令威慑,力量不可估计,强盛不可测度,士气永不枯竭,心智无法捉摸,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。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,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,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。
 
  能控制敌人,是武器最精的结果;使敌为我用,是教练最好的结果。不能使武器最精的,不能制敌;不能使教练最好的,不能使敌为我用。不能使敌为我用,我将陷于被动;不能使武器最精,我将陷于困境。用兵神速,可以取得必胜。出入异途,可以劳伤敌军。深入敌境造成危险,战士自然警惕,警惕就同心同力了。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,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,像在同影子搏斗。保持没有方位、没有形体的样子,因而没有不成功的;保持没有形体、没有作为的样子,因而没有不变化的。这些就叫作“道”。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,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。用“威”字,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。



匡君大匡:



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、纠与小白。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,鲍叔不愿干,称病不出。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,说:“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?”鲍叔说:“先人讲过;知子莫若父,知臣莫若君。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,才让我辅佐小白,我是想不干了。”召忽说:“您若是坚决不干,就不要出来,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,就一定把您免掉。”鲍叔说:“您能这样做,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?”管仲说:“不行。主持国家大事的人,不应该推辞工作,不应该贪图空闲。将来继承君位的,还不知道是谁。您还是出来干吧。”召忽说:“不行。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,好比鼎的三足,去其一,立不起来。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。”管仲说:“不对,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,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,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。诸儿虽然居长,但品质卑贱,前途如何还说不定。看来统治齐国的,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,将无人承担。小白的为人,没有小聪明,性急但有远虑,不是我管夷吾,无人理解小白。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,纠虽得立为君,也将一事无成,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,还有谁呢?”召忽说:“百年以后,国君下世,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,夺去纠的君位,就是得了天下,我也不愿活着;何况,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,接受君令而不改,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,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。”管仲说:“我作为人君的臣子,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,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?我要为之牺牲的是:国家破、宗庙灭、祭祀绝,只有这样,我才去死。不是这三件事,我就要活下来。我活对齐国有利,我死对齐国不利。”鲍叔说:“那么我应该怎么办?”管仲说:“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。”鲍叔许诺,便出来接受任命,辅佐小白。鲍叔问管仲说:“怎样作工作呢?”管仲说:“为人臣的,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,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,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。总之,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。”鲍叔许诺了。
 
 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,得齐僖公的宠爱,衣服、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。僖公死后,因诸儿最长,立为国君,这就是齐襄公。齐襄公立后,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,无知很恼怒。齐襄公曾派连称、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,命令说:“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,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。”驻守了一周年,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,两人请求接替,襄公不允许。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。
 
 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,是齐国的姑娘。鲁桓公将去齐国,准备与夫人同行。申俞谏止说:“这不好。女有夫家,男有妻室,双方不相混乱,这是一种礼。”鲁桓公不听,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。文姜私通于齐侯,鲁桓公知道了,责备文姜。文姜告诉了齐侯,齐侯发怒,在宴请桓公的时候,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,鲁桓公死在车上了。齐国大夫竖曼说:“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,百姓就安定了;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,自身就免祸了。彭生作为公子,仅次于国君,不忠谏而阿谀逢迎以戏弄国君,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;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,使两国结怨,彭生岂能免罪呢?祸败原因,归于彭生。君上您因怒而造祸,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,宽容了昏恶的彭生,就是无耻。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。鲁国若兴兵问罪,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。”二月,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:“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,不敢耽在家里,而到齐国修好。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,无所归咎,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。”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,以谢罪于鲁国。五月,齐襄公在贝丘打猎,见到一只野猪。侍从们说:“这是公子彭生。”齐襄公发怒说:“彭生怎么敢来见我?”用箭射它,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英叫起来。襄公害怕,从车上掉下来,伤了脚又丢了鞋。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,没有找到,用鞭子打费血。费跑出来,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,被捆绑起来。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,叛贼相信了他,让费进去捉齐襄公。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,与叛贼战死在门里。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。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,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:“不是国君,相貌不像。”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,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。
 
  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,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。鲁庄公九年,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,雍凛杀了公孙无知。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。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,要纳公子纠为君,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,管仲箭射桓公,仅中带钩。鲁军打了败仗,齐桓公即位为君了。于是齐国要胁鲁国,要鲁国杀公子纠。齐桓公问鲍叔说:“将怎样安定国家?”鲍叔说:“得到管仲和召忽,国家就安定了。”齐桓公说:“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。”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。桓公说:“那么,能得到他们么?”鲍叔说:“要快快召回,就能得到,不快就得不到。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,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。管仲如果接受,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;管仲如不接受,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,就一定把他杀掉。”齐桓公说:“那么,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?还是不肯接受呢?”鲍叔回答:“不会接受。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,就是为安定齐国,若接受鲁国政务,就是削弱齐国了。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,虽明知要死,也肯定不会接受的。”齐桓公说:“他对于我,也肯这样么?”鲍叔回答说;“不是为了您,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。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,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,何况您呢?您若想安定齐国,就快把他接回来。”齐桓公说:“恐怕时间来不及了,怎么办?”鲍叔说:“施伯的为人,聪敏然而伯事,您若及早去要,他害怕得罪齐国,一定不会杀的。”桓公说;“好。”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: “管仲是有智谋的,只是事业未成,现在鲁国,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。他若接受,就可以削弱齐国;若不接受,就杀掉他。杀他来向齐国讨好,表示与齐同怒,比不杀更友好。”鲁君说:“好。”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,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,说:“管仲和召忽,是我的叛贼,现在鲁国,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。如得不到,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。”鲁国问施伯,施伯说:“您可以交还给他。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,虽得贤才,就一定能使用么?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,管子的事业就成了。管仲是天下的圣人,现在回齐国执政,天下都将归顺他,岂独鲁国!现在若杀了他,他可是鲍叔的好友,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,您一定受不了,还不如交还齐国。”鲁君便把管仲、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。管仲对召忽说:“您害怕么?”召忽说:“怕什么?我不早死,是等待国家平定。现在既然平定了,让您当齐国的左相,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。但是,杀我君而用我身,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。您作生臣,我作死臣好了。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,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。您活着称霸诸侯,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。死者完成德行,生者完成功名,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,德行也不能虚得。您努力吧,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。”于是上路而行,一进入齐境,召忽就自则而死了。管仲也便回到齐国。君子们听到都说:“召忽的死,比活着更贤;管仲的生,比殉死更贤。”
 
  另有一种说法是:齐襄公即位第二年,驱逐小白,小白逃入莒国。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,公子纠即位。国人召小白回国。鲍叔说:“还不回去么?”小白说:“不行。管仲有智,召忽强武,尽管国人召我,我也是进不去的。”鲍叔说:“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,齐国为什么还会乱?召忽虽然强武,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?”小白说:“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,但毕竟不是没有智;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,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。”鲍叔回答说:“国家一乱,智者无法搞好内政,朋友无法搞好团结,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。”于是命令车驾出发,鲍叔赶车,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。小白说:“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,我还是不可冒险。”说着就要下车。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:“事如成功,就在此时;事如不成,就由我牺牲生命,您还是可以不死的。”于是继续前进。到了城郊,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,十辆在后。鲍叔对小白说:“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,但并不认识我。如果事情不成,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。”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:“事情成功,都听我的命令;事情如果不成,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,死者为下,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。”于是,鲍叔充当前驱,就进入齐国,驱逐了公子纠,管仲箭射小白,仅中带钩。管仲与公子纠、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。齐桓公即位以后,鲁国曾攻伐齐国,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。
 
  桓公元年,召见管仲,管仲到后,桓公问:“国家能够安定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能建立霸业,国家就能安定;建立不了霸业,国家就不能安定。”桓公说:“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,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。”管仲再请,桓公还说:“不能。”管仲向桓公告辞说:“君免我于死,是我的幸运。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,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。国家不真正安定,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,我是不敢接受的。”于是走出,到大门,桓公又召管仲回来。管仲回来后,桓公流着汗说:“你一定要坚持,那就勉力图霸吧。: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:“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,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。”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。过了一些时候,桓公对管仲说:“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,稍微加强一下军备。”管仲说:“不行。百姓生活困难,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,与其厚于军队,不如厚于人民。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,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,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,内不亲于百姓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。
 
  桓公二年,国愈乱,又对管仲说:“我想加强军备。”管仲又说:“不行。”桓公不听,果然修治军备。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,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’。桓公发怒,休了宋夫人,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。第二年,桓公怒对管仲说:“我想伐宋。”管仲说:“不可以,我认为内政不修,对外用兵不会成功。”桓公不听,果然起兵伐宋。各诸侯兴兵救宋,把齐军打得大败。桓公发怒了,回来对管仲说;“请你加强军备。我的战士没有训练,兵力又不充实,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。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!”管仲说:“不可以,这样齐国就危险了。国内夺取民用,鼓励兵士打仗,这是乱国的根源。国外侵犯诸侯,各国人民多怨。行义之士,不肯到齐国来,国家还能没有危险?”鲍叔也说:“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。”桓公不听,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。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,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。鲍叔对管仲说:“从前,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,现在国家愈乱,您将怎么办?”管仲说:“我们的国君性急,其见解多有悔改,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。”鲍叔说:“等他自己觉悟,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?”管仲说:“不会。国家政事,我还在暗中办理着,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。国外诸侯的大臣,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,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。”到下一年,朝廷里争夺禄位,互相残杀,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。鲍叔对管仲说:“国家死的人多了,这不是坏事么?”管仲说:“怎么能是?那些人都是贪民,我所忧虑的,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,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。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。象那样一些死者,我何必加以爱惜?”
 
 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。桓公三年,桓公将伐鲁国,说:“鲁国同我本来接近,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,我要讨伐他。”管仲说:“不可以。我听说有土之君,不勤于战争,不忌恨小辱,不重复过错,国家就能安定;勤于战争,忌恨小辱,重复过错,国家就是要危险的。”桓公不听,兴兵伐鲁,兵到了长勺。鲁庄公出兵抵抗,大败齐军。桓公说:“我的兵还是太少,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,它还怎能阻挡我?”
 
  四年,桓公继续修治军备,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,兵车有五千乘。桓公对管仲说:“我的战士已经训练,军队已经增多,我要征服鲁国了。”管仲深深叹惜说:“齐国危险了,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。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,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,国内脱离民众,国外诸侯戒备,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,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?”桓公不听,果然伐鲁。鲁国不敢迎战,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,设关防守。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,服从齐国,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。桓公许诺了。鲁国约请会盟说:“鲁是小国,当然不带兵器,若带兵器开会,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,您还不如作罢。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。”桓公说:“可以。”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。管仲说:“不行。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,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。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,各诸侯国又会把‘贪’名加在您头上,以后的事,小国愈加顽抗,大国也组织防备,对齐国都不利。”桓公不听。管仲又谏止说:“您切不可去。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?曹判的为人,坚强而狠毒,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。”桓公不听,果然与鲁国相会。鲁庄公怀中带剑,曹判也怀中带剑。上台后,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:“鲁国边境,离国都只五十里了,也不过一死而已。”左手举剑对着桓公、右手比着自己说:“一同死了吧,我死在您的面前。”管仲跑向桓公,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:“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,谁也不可进前。”管仲说:“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,以汶水为界好了。”桓公许诺了,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。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,自守边境,不过问他人,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。
 
  桓公五年,宋国伐记国。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:“宋,本来是我要讨伐的,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。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。目前宋国伐他,我想去救,能行么?”管仲说:“不行。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,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。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,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,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?”桓公说:“此时不救,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。”管仲说:“一个诸侯国的君主,不应该贪得土地,贪地必然勤于动兵,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,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。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,是可以打胜敌人的;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。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,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。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,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依我之见,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,交涉不成,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。”桓公问鲍叔说:“怎么样?鲍叔说;“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。”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。宋国不听,果然伐杞。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,还送予兵车百乘,甲士千人。翌年,狄国伐邢,邢国国君逃到齐国,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,也送兵车百乘,甲士干人。再一年,狄国伐卫,卫国国君逃到虚地,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。隰朋、宾胥无两人谏止说:“不行。三个国家之所以亡,只因为小。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,国土用尽怎么办?”桓公问管仲说:“怎么样?”管仲说:“您有了行义之名,便可赢得实际好处。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。”桓公又问鲍叔,鲍叔说:“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。”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,送予兵车五百乘,甲士五干人。封赐了.卫国以后,过一年,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,管仲回答说:“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,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。”桓公同意。于是减轻赋税,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,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。实行了这些以后,管仲又请求说:“要实行间病制度。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,行之五年,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实行以后,管仲又请求说:“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,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,让小国以鹿皮回报;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,让小国以狗回报。”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。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。桓公说“好”。也实行了。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,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。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,就以重礼祝贺他;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,就送衣裳祝贺他;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,就送玺去慰问他,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。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,又问管仲说:“还做什么?”管仲说:“隰朋聪明敏捷,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。宾胥无坚强而纯良,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。卫国的政教,诡薄而好利。公子开方的为人,聪慧而敏捷,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,可以出使卫国。鲁国的政教,好六艺而守礼。季友的为人,恭谨而精纯,搏闻而知礼,多行小信,可以出使鲁国。楚国的政教,机巧文饰而好利,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。蒙孙这个人,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,不好立大义,而好结小信,可以出使楚国。小国诸侯既已服从,大国诸侯既已亲附,能做到这一步,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,派遣季友到鲁国,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。五年,各国诸侯都亲附了。
 
  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,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:“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。如各国诸侯同意,大国出兵车二百乘,士卒二千;小国出兵车百乘,士卒一千。”各国诸侯都许诺了。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,士卒提前到了缘陵,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。所以打败了狄军。狄国的车甲与物资,由各小诸侯国受领;大诸侯国就近的,分得狄国的县,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。北州诸侯没有到,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:“狄国无道,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,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,敬顺天命,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。但北州之侯不到,上不听天子之令,下无礼于各诸侯,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。”各诸侯都同意。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,打下凫之山,取孤竹国,拦阻山戎。看着管仲发问说:“还要做些什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,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,您就发兵相助。这样,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。”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,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,用余力修治军队,军备不足,就把情况报告齐国,齐国发兵相助。这件事办了以后,桓公又问管仲说:“还做什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,就可以施加政令了。”桓公问: “考察的办法如何?”回答说:“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,不准擅自诛杀大臣,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。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,不准到处修筑堤坝,不准囤集粮食,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。行之一年,不服从的,就可以给予处罚。”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,各国诸侯都同意,接受而实行。行一年,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,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,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,等待桓公。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;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,吴兵就逃出了。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。桓公回来问管仲说:“还做什么事情?”管仲说;“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。”还说:“从今以后二年中,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,不友爱兄弟,不敬国之良臣,三者无一,可以诛伐。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,三年不闻有善政,可以处罚。国君有过,大夫不谏止,士庶人有好的表现,大夫不举荐,可以处罚。士庶人等,在官吏的了解中,“贤而孝悌的,可以赏赐。”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,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,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,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,享国达四十二年。
 
  桓公即位十九年,放宽了关、市的征税,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。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,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。两年收税一次,丰年收十分之三,中年收十分之二,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,荒年不收,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。
 
  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,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,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,委派国子管理讼狱,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,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,弗郑管理住宅。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,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,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。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,贮备一些食品,立官管理。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,对从行官吏,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;若是住宿,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。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,客至本国要交契费。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,管理者有罪。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,官吏扣压不办者,过七天要处以囚禁。士有事要向上交涉,官吏扣压者,过五天要处以囚禁。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,官吏扣压者,过三天就要囚禁。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,引荐得好,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,给予赏赐。引荐有过,不予罪罚。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,对于劝勉国事,有功无过的,举为上等。从政,治绩属第二位;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,办案严肃不骄的,属于其次。劝勉国事,有功而亦有过;从政,虽有治绩而无能力,野原又多荒废,办案骄傲轻忽,行此三者,属于下等。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,对于外出不邪僻,居处不奢华,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,举为上等;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,属于其次;具备一条的,属于下等。士,立身谦恭,敬重老人、官长,交游不失礼节,行此三者,举为上等;具备上述两个条件,属于其次;具有一条,属于下等。种田者,非常出力,顺于父兄,而且多服其劳,有此三者举为上等;有两条的,属于次等;具有一条,属于下等。派高子管理工匠、商人的选拔,顺于父兄,事长养老,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,有此三条,举为上等;有两条的,属于次等;只有一条,属于下等。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。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,命令县去执行。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,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,终年如此,由国君举用。管仲告知鲍叔说:“劝勉国事,无功而有过;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,野原又多荒废,办案骄傲轻忽,凡有此三条缺点的,有罪无赦。”告知曼子说:“贵人之子,居处奢华,压制朋友,嗜好酒食,行此三者,有罪无赦。士,出入无常规,不敬老人,并且营利谋富,行此三者,有罪无赦。种田者,出入不顺于父兄,用力不勤,有事不服其劳,行此三者,也是有罪无赦。”告知高子说:“工匠、商人,出入不顺于父兄者,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,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,行此三者,有罪无赦。凡是对父兄无过,州里称赞的人,官吏应该举荐,国君即行任用。做得好也无赏,有过也无罚。但官吏应荐不荐,则废除其职务。对父兄虽然无过,但州里无人称赞的,官吏举荐,国君也可使用,好的给上等赏,不好的则官吏受罚。”桓公也告知国子说:凡贯彻贵贱的准则,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,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,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。这三件大事,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,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,则不赦其罪。判断刑狱的人,使人情与义理通融,使义理与禄位通融,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,这也是罪在不赦的。


匡君中匡:



 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,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,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。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。桓公说:“您还至于这样么?四方邻国的宾客,来者满意,出者称赞,好名声就布满天下;来者不满意,出者不称赞,坏名声就布满天下。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,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。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,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。治国家者,名声最为贵重,钱财何必在意呢?”管仲说:“这实在是您的明鉴。”桓公说:“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,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,可以么?回答说:“不可。盔甲兵器还不够用,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。”于是,规定死罪不杀,刑罪不罚,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。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,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,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,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,罚一束箭了事。桓公说:“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,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,可以了吧?”回答说:“首先施爱于国内,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;先安定卿大夫的家,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;先赐予小国土地,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;先举用贤良的人才,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。因此: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,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。”桓公说:“从前夏禹、商汤、周武王,既然杀了国君,现在谈仁义的,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,不知是什么原故?”回答说:“从前,禹平定天下,到夏桀就乱了,汤放桀,是安定了禹的功业;汤平定天下,到商纣就乱了,周武王伐纣,是安定了汤的功业。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,自古及今,从无改变,您何必有所怀疑呢?”桓公又问:“古之亡国者,都有什么过失?”回答说:“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,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,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。以上三条有一条,就足以削弱;全都具有,就灭亡了。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程的,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,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,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。”
 
  桓公对管仲说:“请仲父来饮曼。”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,挖了一口新井,用柴草覆盖着。斋戒十天,召见管仲。管仲到了以后,桓公拿着酒爵,夫人拿着酒杯敬酒。但酒过三筋,管仲就走了。桓公发怒说:“我斋戎十天来晏请仲父,自以为够严肃了。仲父却不辞而出,原因何在?”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,追管仲于途中说:“桓公发怒了。”管仲回来,进院中,背靠屏风而立,桓公不同他讲话;再往前进到中庭,桓公还不同他讲话;再往前走,接近堂屋,桓公说:“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,自以为无所得罪了。您不辞而出,不知是什么原因?”管仲回答说:“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,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,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,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,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。”桓公立刻下堂说:“我非敢自为苟安,仲父年长,我也衰老了,我希望安慰一下您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,老年人不苟安,顺天道办事,一定有好结果。夏桀、商纣、周幽三王之所失,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,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?”管仲走出,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。第二天,管仲上朝,桓公说;“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。”回答说:“人民爱戴,邻国亲睦,天下信任,就是国君威信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?”回答说:“开始在治身,其次在治国,最终在治天下。”桓公说:“请问治身。”回答说:“导治血气,以求得寿命长、谋虑远和施德广、这就是治身。”桓公说:“请问治国。”回答说:“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,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,接续断绝了的世家,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;薄收税敛,减轻刑罚,这就是治国的大礼。”桓公说:“请问治理天下。”回答说:“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,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,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,屈辱困窘的人们,法度也能加以保护,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,而人民和乐,这就是治理天下



匡君小匡:



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,任命鲍叔牙当宰相。鲍叔辞谢说:“我是您的庸臣。国君要加惠于我,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,就算恩赐了。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,则非我之所能,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。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;宽惠爱民,我不如他;治国不失权柄,我不如他;忠信以交好诸侯,我不如他;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,我不如他;披甲击鼓,立于军门,使百姓勇气倍增,我不如他。管仲,好比人民的父母,将欲治理儿子,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。”桓公说:“管夷吾亲自射我,射中了带钩,几乎使我丧命,现在竟要起用他,可以吗?”鲍叔说:“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。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,他将同样为您效力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应该怎么办呢?”鲍叔说:“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。”桓公说:“施伯是鲁国的谋臣。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,一定不肯放回给我。”鲍叔说:“您教使者这样说:‘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,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。’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。不过,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,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。夷吾如果接受,鲁国就能削弱齐国。夷吾不接受,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,一定要杀死他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?”鲍叔说:“不会,夷吾事君,是没有二心的。”桓公说:“他对我也能这样么?”回答说:“不是为了您,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。您若想安定国家,就赶快去要回他,否则,就来不及了。” 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,对鲁国说:“公子纠,是亲人,请您们替我国杀掉。”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。又说:“管仲是我们的仇人,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。”鲁君答应了。施伯对鲁侯说:“不要交回。齐国不是要杀他,而是要用他为政。管仲是天下的贤人,是大材。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,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,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。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。将来必为鲁国之患,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。”鲁君说;“好。”将要杀管仲,鲍叔进言说:“在齐国杀,是杀齐国的犯人;在鲁国杀,是杀鲁国的犯人。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,把他处死在齐国,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;若是得不到活的,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二起了,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。使臣我不敢从命。”于是鲁君不杀管仲,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。鲍叔接收以后,大声哭叫三次。施伯则跟着笑起来,对大夫们说:“管仲一定不会死。以鲍叔之仁,不会杀戮贤人,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。鲍叔辅佐小白,先入齐而得国,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,鲍叔与鲁国一战,能使鲁军败退,功劳是太大了。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,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。现在鲁国害伯,杀公于纠和召忽,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,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,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,以显其定齐之功。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。如果说,为国死事的功,是可以增益的;那么,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,将更大了。这样,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,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。”
 
  到了堂阜地区,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。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。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,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,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,然后他们退出。桓公说:“既已垂下帽缨,拉下衣襟了,我将立即接见。”管仲叩头再拜说:“承受您的恩赐,就是死在黄泉,也不朽了。”桓公便与管仲同回,在庙堂上礼见,三酌以后,请教为政之道说:“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,筑高台,修广池,耽乐饮酒,田猎捕射,不理国政。卑视圣贤,侮慢士子,只知爱宠女色,九纪六摈,陈妾数千之多。他们食必梁肉,衣必文绣,而战士挨饿受冻。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,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妄食用的剩余。歌舞、杂技的艺人在前,而贤大夫在后。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。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,社稷无人祭祀,请问该怎么办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从前我们的先王,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,以成其名。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,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,立典型以为规范。准备有格式的表券,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。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,用刑罚纠正坏的;有的剪掉顶发,有的用赏赐安抚,治理人民始终如一。”桓公说“还要怎么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从前圣王治理人民,国分为三,鄙划为五,以安定人民居处,安排人民职业,用此为治民体制。还严格实行‘六秉’,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。”桓公说:“什么是六秉?”管子说:“杀、生、贵、贱、贫、富,这就是六秉。”桓公说:“怎么叫国分为三?”管子回答说:“定全国为二十一乡:商、工之乡六个,士、农之乡十五个。您统帅十一个乡,高子统帅五个乡,,国子统帅五个乡。三国就成了三军。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:市场立有三乡,手工业立有三族,湖泽立有三虞,山林立有三衡。确定五家为一轨,轨有轨长。十轨为一里,里设有司。四里为一连,连有连长。十连为一乡,乡有良人。五乡定为一帅。”桓公说:“五鄙又怎么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确定五家为轨,轨有轨长。六轨为一邑,邑有邑司。十邑为一卒,卒有卒长。十卒为一乡,乡有良人。三乡为一属,属有大夫。五属设五个大夫。武事听从于属,文事听从于乡,各自保证其所管,不准有所荒怠。”桓公说:“划定人民居处,安排人民职业,应怎么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士农工商四民,是国家的柱石之民,不可使他们杂居,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。因此,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,安排农住近田野,安置工匠靠近官府,安置商人靠近市场。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,闲时父与父言义,子与子言孝,事君者言敬,长者言爱,幼者言悌。朝夕从事于此,以教其子弟,从小时就习惯了,思想安定,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,其父兄的教导,不严也能教好;其子弟的学问,不劳苦也能学会。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。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,分别四季,安排用具,置备器械。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。在天气尚冷的时候。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,以待时而耕,耕得深,种得均,盖土又快。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,以等待时雨。时雨—‘来,就带上各种农具,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,脱下常服,以就功役,分别苗的好坏,排好苗的疏密。他们头戴草笠,身披蓑衣,一身泥水,暴露发肤,竭尽其四肢之力,而积极在地里劳动。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,思想安定,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,其父兄的教导,不严也能教好;其子弟的本领,不劳苦也能学会。所以,农家的子弟常是农入。他们朴实而不奸恶,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,就可以信赖。让他们种地,粮食就多;让他们做官,贤才就多。所以,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。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,察看好的木材,考虑四时活路,分辨质量优劣,安排各种用具。在评定等级、考计规格、裁断器物的时候,要注意齐全和精致。这样,互相谈论工事,展示成品,比赛技巧,提高智慧。他们整天从事于此,来教育子弟,从小时就习惯了,思想安定,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,其父兄的教导,不严也能教好;其子弟的本领,不劳苦也能学会。所以,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。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,他们观察年景凶饥,了解国内情况,观察四时,注意本乡货物,而预知市场物价。他们负任担荷,赶牛驾马,以周游四方;料定物资多寡,估计商品贵贱,以其所有,易其所无,贱买贵卖。所以,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,不必远集而自至;竹箭—类的产品,—国内就有浮余。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,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。他们整天从事这些,来教育子弟。他们互相谈论赢利,互告买卖时机:互相陈说物价知识。从少年就习惯于此,思想安定,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,其父兄的教导,不严也能教好;其子弟的本领,不劳苦也能学会。所以,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。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,人民就不会外流。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,人民就不会不敬。伐木、捕鱼,各有定时,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。高原、山地、平地都能公平处理,人民就不疑惑,不夺农时,则百姓富裕;祭祀不妄取于民,则牛马繁殖。”
 
  桓公又问说:“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,可以做到么?”管子回答说:“可以。”桓公说:“从哪里做起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从爱民做起。”桓公说:“爱民之道如何?”管子回答说:“公修公族,家修家族,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,俸禄互相补助,人民就相亲了。宽放旧罪,救助旧宗,为无后者立嗣,人口就增殖了。减少刑罚,薄收赋税,人民就富裕了。各乡选用贤土,使之施教于国,人民就有礼了。出令不改,人民就务正了。这些就是爱民之道。”桓公说:“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,该如何使用他们呢?”管子说:“开发财源提倡百工,以保障人们的需用;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,以奖励人们求知;施刑罚不要苛刻,以有利于百姓。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,就能够团结众人;说话一定算数,法令就不会失灵。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。”
 
  桓公说:“民居已定,事功已成,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,可以么?”管子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民心还没有安定。”桓公说:“怎样才能安定民心?”管子回答说;“修正旧法,选择好的,举用而严格执行;慈爱人民,救济贫户;宽缓征役,敬重百姓,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。”桓公说:“人民安心,就可以了吧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您要整顿军队,修治甲兵,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,修治甲兵;您有征战的举动,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;那样,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。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,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,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。”桓公说:“那怎么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行内政而寓有军令。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,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,三分齐国,作为三军。选拔贤能,委作里君。每乡都有行伍编制,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,并以此进行田猎,实行赏罚,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,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,轨设长。十轨为一里,里设有司。四里为连,连设长。十连为乡,乡设良人。这样来实行军令。因此,五家为轨,五人为伍,由轨长率领。十轨为里,五十人为一小戎,里有司率领。四里为连,二百人为一卒,由连长率领。十连为乡,二干人为一旅,由乡良人率领。五乡为一帅,一万人为一军,由五乡之帅来率领。三军中有中军的鼓,有高子的鼓,有国子的鼓。春天田猎,叫作“蒐”,训练回兵;秋天田猎,叫作“獼”,训练出兵。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,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。内部教令告成,军令就不得再变。因此,卒伍的人,人与人相保,家与家相爱,年少同居住,年长同交游,祭祀互相祝福,死丧互相抚恤,祸福互相关切,居处互相娱乐,行作互相配合,哭泣互相哀悼。因此,夜间作战声音相闻,就可以不乱;白天作战,眼睛一看,就可以相识。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。所以,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,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。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,用来横行于天下,惩治无道之国,安定周室,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。
 
  正月初起,乡长报告公事,桓公亲自询问,说:“在你们乡中,有无平时行义、好学、聪明、质性仁厚、慈孝于父母、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?有,就要报告,有而不报,叫作埋没人才,有五种罪。”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。桓公又问:“在你们乡中,有无勇气、体力、筋骨强壮出众的人?有,就要报告。有而不报,叫作埋没人才,有五种罪。”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。桓公说:“在你们乡中,有无不慈孝于父母,不长悌于乡里,骄傲淫暴,不遵行君令的人?有,就要报告。有而不报,叫包庇属下,也有五种罪。”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。这样,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,并把贤士送来。桓公则亲自接见,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。桓公命令官长,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。指示说:“有人在我官府有功,德性好而又顺从,要老实地待命使用,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。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,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。”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,而加以验证。然后召来与他共坐,仔细观察他的素质,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。如可以举拔,就待时任用。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,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,而没有大过的,便提作上卿的助手。这叫作“三选”。这样,高子、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,乡长回去加强治连,连长回去加强治里,里长回去加强治轨,轨长回去加强治家。这样,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,也可以得到表扬;做了坏事,也要受到处分。政事成功以后,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,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。无行的男人,无人与之为伍;无行的女人,无人娶之为家。男子三次出妻,则逐于境外;女人三次改嫁,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。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。士人与其为善于乡,不如为善于里;与其为善于里,不如为善于家。所以,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,都有终年的打算;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,都有终身的事业。
 
  正月初起,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。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:“封予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样,为什么只你成绩差?为什么不及别人?教训工作不善,政事就治理不好。一次两次可以宽恕,三次就不能赦免了。”桓公继续询问说:“在你们属里,有无平时行义、好学、聪明、品性仁厚、慈孝于父母、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?有,就要报告。有而不报,叫作埋没人才,有五种罪。”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。桓公又询问说:“在你们属里,有无勇气、体力优秀出众的人?有,就要报告。有而不报,叫作埋没人才,有五种罪。”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。桓公又询问说:“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,不敬长辈于乡里,骄傲淫暴,不行君令的人?有,就要报告。有而不报,叫作包庇下面,等于犯五种罪。”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。这样,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,各属回去加强治连,各连回去加强治乡,各乡回去加强治卒,各卒回去加强治邑,各邑回去加强治家。所以,一个普通的人,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,做了坏事,也要受到处分。政事有成,国家安定,守则固,战则强,国内治,百姓亲,可以出征四方,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。
 
  桓公说;“卒伍已定,事功已成,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,可以吧?”管子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关于军事,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,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,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,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。”桓公说:“怎么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、盔甲、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,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、盾牌、胸甲皮与两支戟,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;宽有薄罪,只纳金属半钧。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,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,则须交纳一束箭,以资惩罚。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,试之于狗马;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、斧、锄、镰、锯、镭等,试之于木土。”
 
  桓公说:“盔甲、兵器十分充足了,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,可以吧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,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。”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,王子城父为将,弦子旗为理狱官,宁戚为田官,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;曹孙宿驻楚国,商容驻宋国,季友驻鲁国,卫开方驻卫国,医尚驻燕国,审友驻晋国。又派出游士八十人,供给他们车马衣裘,多带物资粮食,财币也很充足,使之周游四方,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。还带上玩好的物品,周游四方,卖予各国诸侯,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,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。桓公说:“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,这回可以了吧?”管子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。”桓公说:“怎么与它亲善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审查我们的边境,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,订正邻国的封界,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。而好好地拿出皮币,不断聘问各国诸侯,这样来安定四邻,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。”桓公说:“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,我想南征,应依靠何国为主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以鲁为主。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、潜两地,使齐国大海有屏蔽,小海有围墙,环山都有栅壁。”桓公说:“我要西征,应依靠何国为主?”管子回答说;“以卫为主。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、原、姑与柒里。使齐国大海有屏蔽,小海有围墙,环山也有栅壁。”桓公说:“我要北征,应依靠何国为主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以燕因为主。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。使齐国大海有屏蔽,小海有墙垣,环山都有栅壁。”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。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,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,西至济水,北至海,东至纪随两地。地方共三百六十里。三年治定,四年训练成功,五年就出兵了。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,革车八百辆。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。于是,桓公东救徐州,分吴地之半;救存鲁国,侵陵蔡国,分割越地。南面凭藉宋、郑两国而伐楚,渡汝水,过方城,接近文山,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。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,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。在中原援救晋公,擒获狄王,打败胡貉,攻破屠何,骑寇也开始征服了,往北则攻伐山戎,制服令支,斩杀孤竹,九夷也开始听从了。沿海的各诸侯国,没有不来归颐的。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,到西河,并船投筏,乘筏渡河,到了石枕,又悬吊兵车、缠束战马,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,拘捕大夏之敌。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,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。所以,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。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,没有不服从的。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、书写盟誓,以约誓于上下诸神。然后,率天下安定周室,在阳谷大会诸侯。因而,有兵车的会六次,乘车的会三次,九次会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铠甲不解绳,兵器不开箱,弓衣没有弓,箭服没有箭,停武事,行文治,以朝拜天子。
 
  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,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:“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,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。”而且还有后命说:“因为你谦卑劳顿,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。”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,管仲回答说:“为君不行君礼,为臣不行臣礼,是乱国的根本。”桓公说:“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,兵车之会六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北至孤竹、山戎、秽貉,拘捕大夏的国君;西至流沙西虞;南至吴、越、巴国、牂牁、[]、不庾、雕题、黑齿。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,而中国还不抬高我。从前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,和我有什么不同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,而鹰隼鸱枭却很多;众神不来显灵,守龟不示预兆,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;时雨甘露不下降,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;五谷不丰收,六畜不兴旺,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。凤凰羽毛的花纹,前面像德义,后面才象日昌。古人受命为王的,总是龙龟来临,黄河出图,洛水出书,地出乘黄神马。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,纵然受命为王,岂不是一种错误么?”桓公听后很惶恐,出来接见宾客说:“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,未离咫尺,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,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,为天子增羞。”于是下堂拜谢赏赐,然后登堂领受赏服、大辂、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。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,而桓公偏不领受,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。
 
  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。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,两个国君被杀,绝嗣没有后代。桓公知道后,使高子存全它。使他们男女不乱杂,牛马齐备。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,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,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。狄人攻伐邢国,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。使他们男女不乱杂,牛马齐。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,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,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。狄人攻伐卫国,卫国人出旅曹地,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。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,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。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。这样,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,所以,诸侯归附桓公,好象去赶集一般。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,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。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,齐国则用良马回报;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,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。各国诸侯的使者,总是空囊而来,满载而归。所以,用爱来钓取,用利来吸引,用信来结交,用武来威慑,于是天下小国诸侯,都服从桓公,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。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,又贪图桓公的货利;相信桓公的仁义,又害怕桓公的武力。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,于是又大加施惠。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,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,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。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,诸侯称道他的仁。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,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,存放货物而不收捐,以为各国诸侯之利,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。修筑蔡、郡陵、培夏、灵父丘等城,以防御戎狄之地,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。修筑五鹿、中牟、郧、盖、牡丘等城,以保卫诸夏之地,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。教化大功告成。因此天—厂对于桓公,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,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。所以,行地益远,得人益众,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。诛杀无道之国;安定周室,天下无人抵御,正由于兴立武备;停止各种革甲,收起各种兵器,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,正是由于文治显著。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,小国诸侯归附。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,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。正是这样,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,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。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,小国诸侯不恐惧。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,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。周济其君子,不失成功;周济其小人,不失成命。这样,平时居处安顺,出动行事则有成功。不必发动战争,而完成文王、武王的治绩于天下。
 
  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,以增加自己智慧。宰相是管仲,大夫有:宁戚、隰朋、宾胥无、鲍叔牙。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,扬德继法,昭示天下,以传后世;贻孝昭穆,大霸天下,名声广布,都是不可湮没的。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,良相在下。当初,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。管仲最初辞让,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,立五乡以提高教化,建五属以厉行武事,寄托军事于内政,利用刑罚置备兵器,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。桓公非常满意。于是斋戒十日,将拜管仲为相。管仲说:“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,幸得免死,使腰颈相连,就算我的福气了。管理国家政事,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。”桓公说:“您接受国家政事,我就胜任;您不接受,我怕要垮台。”管仲许诺,再拜而接受相位。过了三天,桓公说:“我有三大缺点,还能把国家搞好么?”管仲说:“我还没有听到过。”桓公说:“我不幸嗜好田猎,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,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,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,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。”管仲说:“这虽然不是件好事,但还不最要紧。”桓公说:“我不幸嗜好饮酒,日以继夜,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,百官无从当面报告。”管仲说:“这也不是好事,但是也不最要紧。”桓公说:“我还有一件污行,就是不幸而好女色,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。”回答说:“这也不是好事,但还不是要紧的。”桓公作色说:“这三者都可以,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?”回答说:“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。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,不奋勉则不能成事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您请先回去,改日再来同您详谈。”管仲说:“此时就可以谈,何必改日呢?”桓公说:“我们该怎么办?”管仲说:“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,好学而语言谦逊,请派他出使鲁国,以结国交。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,可出使卫国,以结国交。曹孙宿,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,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,正合乎荆楚的风格,请派他去到那里,以结国交。”这样,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,而后管仲才告退。管仲为相三月,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。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仲说:“升降揖让有礼,进退熟悉礼节,说词刚柔有度,我不如陨朋,请封他为‘大行’。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,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,增加入口,尽土地之利,我不如宁戚,请封他为‘大司田’。在平原广郊之上,使战车不乱,战士不退,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,我不如王子城父,请封他为‘大司马’。审判案件,调节纷争,不妄杀无辜的人,不妄诬无罪的人,我不如宾胥无,请封他为‘大司理’。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,进谏必忠,不伯死,不贪图富贵,我不如东郭牙,请立他为‘大谏’。这五个人,我一个都比不上;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,我是不干的。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,有此五人就够了;若想图霸王之业,则有管夷吾在此。”桓公说:“好啊!”



霸形:



桓公坐在位置上,管仲、隰朋进见。站了一会儿,有两只鸿雁飞过。桓公叹息说:“仲父,那些鸿雁时而南飞,时而北飞,时而去,时而来,不论四方多远,愿到哪里就到哪里,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,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?”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。桓公说:“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?”管子回答说:“君上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,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,所以不敢回答。”桓公说:“仲父何必这样,为什么不进直言,使我有个方向呢?我有仲父,就像飞鸿有羽翼,过河有船只一样,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,我虽然有两只耳朵,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和学得治国的法度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么?这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。”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,拱手而发问说:“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?”管子回答说:“齐国百姓,便是它的根本。百姓很怕饥饿,而当前收税很重;百姓很怕死罪,而当前刑政严酷;百姓很怕劳顿,而国家举事竟没有时间限定。您若能轻征赋税,百姓就不愁饥饿;宽缓刑政,百姓就不愁死罪;举事有时间限定,百姓就不愁劳顿了。”桓公说:“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,算是懂得了。我不敢私听这些话,要举荐给先君才行。”于是命令百官有司,削好木板并备好墨笔。第二天,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,为百官确立了法令。使纳税者只出百分之一,孤幼不准处刑,水泽按时开放,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,市场只书契而不深税,对近处示以忠信,对远处示以礼义。这样实行了几年,人民归附之众,竟好象流水一样。
 
  在这以后,宋国攻伐杞国,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,桓公没有出兵援救,光着身子缠着胸部称病。召见管仲说:“我有千年的食品,而没有百年的寿命,现在又有疾病,姑且行乐一番吧!”管子说:“好。”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,陈设歌舞吹竿鼓瑟的音乐,每天杀牛数十头,连续了几十天。群臣都来进谏说:“宋国伐杞,狄国伐邢、卫,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。”桓公说:“我拥有千年的食品,而没有百年的寿命,现在又有疾病,姑且行乐吧:而且,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,不过是征伐邻国,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。”宋国已经取得杞国,狄国已经攻下邢、卫了。桓公还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。管子跟着他,走在大钟的西侧,桓公面南而立,管仲面北对站着,大钟响奏起来。桓公看着管仲说:“快乐么,仲父?”管子回答说:“我说这是悲哀,而不是乐。据我所知,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碧之间的,不是这种情况。而是话说出口命令就行于天下;游于钟磬之间,而没有四面兵革的忧虑。现在您的情况是:话说出口,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;身在钟磬之间,而存在四面兵革的忧虑。这就是我的所谓悲哀,而不是乐呵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,撤除歌舞音乐,’宫中空虚无人了。桓公说:“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,撤除歌 舞音乐了,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?”管子回 答:“宋国伐杞,狄国攻伐邢、卫,您没有出兵援救,我是为您庆幸的。据我所知,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。现在,您何不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呢?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命令以车百乘,士卒千人,把缘陵封给杞国;以车百乘,士卒千人,把夷仪封给邢国;又以车五百乘,士卒五千人,把楚丘封给卫国。桓公说:“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,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?”管子回答说:“据我所知,诸侯贪利的时候,就不必与之分利。您何不送出虎皮、豹皮和花锦,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,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、鹿皮回报呢?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就用虎皮、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,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。这样,齐国的命令便开始通行天下各国了。这以后,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:火烧郑地,使郑国城池坏得不堪重建,屋毁不可复修,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,屋室如鸟巢鼠洞一样。楚国又拦截宋国的农田,从两侧堵塞两条河水,使其不能东流,结果东山的西面,水深没墙,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。楚国想吞并宋、郑而害伯齐国,他考虑人众兵强能够加害于自己的,一定是齐国。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:“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,莫如桓公;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,莫如管仲。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,我愿意事奉他们。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,我不吝借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。”于是,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。桓公左右,没有不接受其贵重宝物和布帛的。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:“我听说,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。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,我不修好,将是不合道理的。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?”管子回答说:“不可。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:火烧郑地,使城坏不堪重建,屋毁不可复修,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,居室如鸟巢鼠洞;拦截宋国的农田,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,使水不得东流,结果东山的西面,水深没墙,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。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,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,一定是齐国。所以要用‘文’的办法胜齐,而用武的办法取得宋、郑。楚国攻取宋、郑,而我们不予禁止,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;予以禁止,则又失信于楚国。计谋失误于国内,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。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。”桓公说:“好,那么怎样进行?”管子回答说:“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、郑,同时下令说:‘不要反攻楚国,我将与楚王相遇。’到相遇的地方,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。楚国若答应,就等于我们用‘文’的方式命令他;楚国若不答应,就用武力命令好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,与楚王遇在召陵的地方。桓公在相遇之处下令说:“不准囤集粮食,不准到处修筑堤坝,不准擅自废除嫡子,不准立妄为妻。”同时就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,问于楚国。楚国没有同意。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。命令军队在郑国的南边筑城,立了百代城。指明:从此处往北到黄河,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,楚国是没有敢于拆毁的。东面开放了宋国的田地,从两面处理两道河流,使水再向东流,而楚国也没有敢于堵塞。于是南伐楚国,越过方城。渡过汝水,奔向汶山,南进而召见吴、越的国君。而且西伐秦国,北伐狄国,东回保全晋公于南部;北伐孤竹,回程保全燕公。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,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,共九次会集诸侯,在桓公反位已成霸业之后,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。管子说:“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!”

霸言:


霸王之形;象天则地,化人易代,创制天下,等列诸侯,宾属四海,时匡天下;大国小之,曲国正之,强国弱之,重国轻之;乱国并之,暴工残之:僇其罪,卑其列,维其民,然后王之。夫丰国之谓霸,兼正之国之谓王。夫王者有所独明。德共者不取也,道同者不王也。夫争天下者,以威易危暴,王之常也。君人者有道,霸王者有时。国修而邻国无道,霸王之资也。夫国之存也,邻国有焉;国之亡也,邻国有焉。邻国有事,邻国得焉;邻国有事,邻国亡焉。天下有事,则圣王利也。国危,则圣人知矣。夫先王所以王者,资邻国之举不当也。举而不当,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。

 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,必先布德诸侯。是故先王有所取,有所与,有所诎,有所信,然后能用天下之权。夫兵幸于权,权幸于地。故诸侯之得地利者,权从之;失地利者,权去之,夫争天下者,必先争人。明大数者得人,审小计者失人。得天下之众者王,得其半者霸。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,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。故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而伐不谓贪者,其大计存也。以天下之财,利天下之人;以明威之振,合天下之权;以遂德之行,结诸侯之亲;以好佞之罪,刑天下之心;因天下之威,以广明王之伐;攻逆乱之国,赏有功之劳;封贤圣之德,明一人之行,而百姓定矣。夫先王取天下也,术术乎大德哉,物利之谓也。夫使国常无患,而名利并至者,神圣也;国在危亡,而能寿者,明圣也。是故先王之所师者,神圣也;其所赏者,明圣也。夫一言而寿国,不听而国亡,若此者,大圣之言也。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,其所重者政与军。若失主不然,轻予人政,而重予人马;轻予人军,而重与人玉;重宫门之营,而轻四境之守,所以削也。

  夫权者,神圣之所资也;独明者,天下之利器也;独断者,微密之营垒也。此三者,圣人之所则也,圣人畏微,而愚人畏明;圣人之憎恶也内,愚人之憎恶也外;圣人将动必知,愚人至危易辞。圣人能辅时,不能违时。知者善谋,不如当时。精时者,日少而功多。夫谋无主则困,事无备则废。是以圣王务具其备。而慎守其时。以备待时,以时兴事,时至而举兵。绝坚而攻国,破大而制地,大本而小标,埊近而攻远。以大牵小,以强使弱,以众致寡,德利百姓,威振天下;令行诸侯而不拂,近无不服,远无不听。夫明王为天下正,理也。按强助弱,圉暴止贪,存亡定危,继绝世,此天下之所载也,诸侯之所与也,百姓之所利也,是故天下王之。知盖天下,继最一世,材振四海,王之佐也。

  千乘之国得其守,诸侯可得而臣,天下可得而有也。万乘之国失其守,国非其国也。天下皆理己独乱,国非其国也;诸侯皆令己独孤,国非其国也;邻国皆险己独易,国非其国也。此三者,亡国之徵也。夫国大而政小者,国从其政;国小而政大者,国益大。大而不为者,复小;强而不理者,复弱;众而不理者,复寡;贵而无礼者,复贱;重而凌节者,复轻,富而骄肆者,复贫。故观国者观君,观军者观将,观备者观野。其君如明而非明也,其将如贤而非贤也,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,三守既失,国非其国也。地大而不为,命曰土满;人众而不理,命曰人满;兵威而不止,命曰武满。三满而不止,国非其国也。地大而不耕,非其地也;卿贵而不臣,非其卿也;人众而不亲,非其人也。

 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,无德而欲王者危,施薄而求厚者孤。夫上夹而下苴、国小而都大者弑。主尊臣卑,上威下敬,令行人服,理之至也。使天下两天子,天下不可理也:一国而两君,一国不可理也;一家而两父,一家不可理也。夫令,不高不行,不抟不听。尧舜之人,非生而理也;桀纣之人,非生而乱也。故理乱在上也。夫霸王之所始也,以人为本。本理则国固,本乱则国危。故上明则下敬,政平则人安,士教和则兵胜敌,使能则百事理,亲仁则上不危,任贤则诸侯服。

  霸王之形,德义胜之,智谋胜之,兵战胜之,地形胜之,动作胜之,故王之。夫善用国者,因其大国之重,以其势小之;因强国之权,以其势弱之;因重国之形,以其势轻之。强国众,合强以攻弱,以图霸。强国少,合小以攻大,以图王。强国众,而言王势者,愚人之智也;强国少,而施霸道者,败事之谋也。夫神圣,视天下之形,知动静之时;视先后之称,知祸福之门。强国众,先举者危,后举者利。强国少,先举者王,后举者亡。战国众,后举可以霸;战国少,先举可以王。

  夫王者之心,方而不最,列不让贤,贤不齿第择众,是贪大物也。是以王之形大也。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心,其立之也以整齐,其理之也以平易。立政出令用人道,施爵禄用地道,举大事用天道。是故先王之伐也,伐逆不伐顺,伐险不伐易,伐过不伐及。四封之内,以正使之;诸侯之会,以权致之。近而不服者,以地患之;远而不听者,以刑危之。一而伐之,武也;服而舍之,文也;文武具满,德也。夫轻重强弱之形,诸侯合则强,孤则弱。骥之材,而百马伐之,骥必罢矣。强最一伐,而天下共之,国必弱矣。强国得之也以收小,其失之也以恃强。小国得之也以制节,其失之也以离强。夫国小大有谋,强弱有形。服近而强远,王国之形也;合小以攻大,敌国之形也;以负海攻负海,中国之形也;折节事强以避罪,小国之形也。自古以至今,未尝有先能作难,违时易形,以立功名者;无有常先作难,违时易形,无不败者也。夫欲臣伐君,正四海者,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。必先定谋虑,便地形,利权称,亲与国,视时而动,王者之术也。夫先王之伐也,举之必义,用之必暴,相形而知可,量力而知攻,攻得而知时。是故先王之伐也,必先战而后攻,先攻而后取地。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,料食以攻食,料备以攻备。以众攻众,众存不攻;以食攻食,食存不攻;以备攻备,备存不攻。释实而攻虚,释坚而攻膬,释难而攻易。

  夫抟国不在敦古,理世不在善攻,霸王不在成曲。夫举失而国危,刑过而权倒,谋易而祸反,计得而强信,功得而名从,权重而令行,固其数也。

  夫争强之国,必先争谋,争刑,争权。令人主一喜一怒者,谋也;令国一轻一重者,刑也;令兵一进一退者,权也。故精于谋,则人主之愿可得,而令可行也;精干刑,则大国之地可夺,强国之兵可圉也;精于权,则天下之兵可齐,诸侯之君可朝也。夫神圣视天下之刑,知世之所谋,知兵之所攻,知地之所归,知令之所加矣。夫兵攻所憎而利之,此邻国之所不亲也。权动所恶,而实寡归者强。擅破一国,强在后世者王。擅破一国,强在邻国者亡。

 

问:



凡主持朝廷政事,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。爵位授给有德的人,大臣们就提倡行义;禄赏赐予有功的人,战士就不怕牺牲。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,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;按才能安排工作,人们就讲求功效。判处刑罚恰当其罪,人们就不轻易诉讼;社稷宗庙不被渎乱,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。不遗忘老臣和宗亲,大臣就不会抱怨;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,民众就不会作乱。执行这些准则,国家便有常规常法,人们也知道行动的规范,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政策。
 
  然后就进行调查,问事应先从大事开始,治理则要由小处入手。
 
  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,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?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?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寡,他们应领的口粮,供给情况如何?调查国内建立大功的人们,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吏?调查各州的大夫,都是什么地方的人?现为官吏,是凭什么条件提拔的?调查:判案有常法可循,不能改变,现在却常期积压,为什么?调查:五官各有制度,“官都”也经常断事,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,还等待什么?调查鳃夫、寡妇、孤穷、病人各有多少?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,都是哪个家族的子弟?调查乡中富户,奴役、收养的人有多少?调查邑内穷人,依靠借债度日的有多少家?调查依靠经营园圃为生的有多少家?开荒种田的有多少家?士人亲自耕田的多少家?调查乡中的贫人,是何族的后裔?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,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之家者,各多少?余子,作官而有封地,现今仍在交税的,有多少人?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,有多少人?余子,父母健在,但无力赡养父母而自身出赘者,有多少人?士人,有田禄而不服任使的,有多少人?他们厌恶什么工作?士人,有田产而不耕作的,有多少人?他们从事什么工作?群臣之中,有爵位而无禄田的,多少人?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的,多少家?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,多少人?贫士向大夫借债的,有多少人?收养贱者经商,自身出外,职务由家臣代理的,有多少人?低级官吏之中,没有田禄而白白干事的,多少人?群臣之中,有在官大夫家里兼职的,多少人?外人来游本国,住在官大夫家里的,多少人?乡中子弟,力田耕作,可以为人表率的,多少人?城市子弟中,身无常业,衣食奢侈,带着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,有多少人?男女不守规矩,影响乡中子弟胡作非为的,有没有?调查贷出粮食,握有借券的,有多少家?
 
  调查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,其中可以解决人之急需的,有哪几处?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的,是哪些东西?调查拥有田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,有多少人?余子当中,够当兵条件而有军籍的,多少人?调查有技术的男女,能用在制造兵器方面的,多少人?能从事手工劳动的少女,有多少人?调查国内不耕而食的,有多少人?调查一个农民可以提供几个人的口粮?调查兵车总数共多少乘?其中用私马驾私车的多少乘?未作官的士,道德高尚,足以教人,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的,有多少人?士人,国家急难时可供使用的,有多少人?工匠,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,平时维修城郭、补充守备者,有多少人?城市积粟与军粮,可以维持多少年?官吏,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,有多少人?大夫呈报的军器:甲胄、兵器、兵车、旌旗、鼓号、帐篷以及帅车的车盖有多少?所呈报的各项藏器:弓弩的套袋、剑矛的外鞘、钩弦的收藏器、戈裁的套衣,其磨损程度如何?其中应修而未修的,应怎样查看?而制造、修理的馆舍,发放、储藏的处所,应建而未建的,还等待什么?乡、率修造战车和辐重车的设备,其修缮情况如何?工尹砍伐木材,不可在春、夏、秋三季。各种木村长大才确定制造什么军器。冬天,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。人们所有的剩余兵器,都要陈放在兵营,以严法纪。要经常视察乡、率马牛的肥瘦,对其中衰老、死亡的,要有记录;放牧在山林湖泽的健壮牛马有多少?其卖出、购进、死亡、繁殖的总数有多少?至于城郭建筑的厚薄,护城河的浅深以及门楼的高低,宜修而未修的,朝廷必须向守备的军队进行稽查。要使器物不缺收藏的设备,淫雨时有地方收藏。调查带兵的官吏和豪杰之士,他们在国家危急时能够跟从君主赴难的,有多少人?打仗,是危险的事情,侥幸取胜,不义而得,都未必是好事。不加谋虑而失败,国家就危险了,所以要慎重谋虑,才可以保住国家。
 
  调查教练和选拔人材都采用哪些标准?调查各个担任官都职务的,都任职多少年了?他们任内所开垦的荒地,使人们受益的有多大面积?他们所提的奏议,可以增加人们财利的有什么内容?他们建筑的城郭,修筑的墙垣,设置的路障,安设的门楼以及加深的护城河,有益于守卫国土的,共有哪些?所捕盗贼,并消除人害的事情,有多少?


戒:



桓公准备东游,问管仲说:“我这次出游,想要东起之罘,南至琅邪。司马却提出意见说,也要象先王的出游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先王的出游,春天外出,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,叫作‘游’;秋天外出,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,叫做‘夕’。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老百姓的,则叫作‘亡’;尽情游乐而不肯回来的,则叫作‘荒’。先王对人民有游、夕的事务,自己却从没有荒、亡的行为。”桓公退后拜谢说:“这是宝贵的法度。”管仲又对桓公说:“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,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,没有地位而尊贵的是心性。您也应巩固感情,谨慎言语,以严守尊贵的心性。这就叫道的发扬。”桓公退而表示感谢说;“愿从此教。”管仲又对桓公说:“负担重莫如身体,经历险莫如口舌,时间长莫如年代。负重任,行险路,长期坚持,唯君子才能做到。”桓公退后再拜说:“夫子快把这方面的言论教给我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饮食作息,是心性的保养;好恶、喜怒、哀乐,是心性的变化;聪明处事,是心性的德能。因此,圣人总是调节饮食而安排作息,控制六气的变化,禁止声色的侵蚀,身上没有邪僻的行为,口中没有背理的言论,静静地安定着心性,这就是所谓圣人。仁是从心里发出的,义是在外面实行的。仁,所以不利用天下谋私利;义,所以不利用天下猎私名。仁,所以不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;义,所以年到七十而交出政务。因此,圣人总是以德为上而功业在下,重视道而贱视物利。道德在身,所以不被物利所诱惑。因此,即使身在茅舍之中,也毫无惧色;坐南面而治天下,也没有骄傲之态。这然后才可以成为天下之王者。其所以叫作有德,就是不必发动,人们也知有所努力;不用言语,人们也能够理解;不自为,事情也能成;不召唤,人们也能到。这就是德的作用。所以,天不用动,经过四时的运行,下面就万物化育;君不用动,经过政令的发布,下面就万事成功;心不用动,经过四肢耳目的使用,万事万物都感知其意图。交游少而亲者多的,叫作知人。用力少而成效好的,叫作会办事。听一言就能够贯通万物的,叫作懂得道。多言而不得当,不如少言;博学而不会反省,一定产生邪恶。孝悌是仁的根本,忠信是交游的凭借。内不思考孝悌,外不正行忠信,离开这四条原则而空谈学问,是会自亡其身的。”

  第二天,桓公在米仓附近射猎,管仲、隰朋同来朝见。桓公看到两人以后,收弓脱铠而迎上去说:“那些鸿鹄,春天北飞秋天南去而不误时令,还不是因为两只翅膀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飞翔么?现在我不得意于天下,难道不是你们两位的忧虑么?”桓公又说一遍,两人都没有回答。桓公说:“我既说了,两位怎么不回答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现在人民忧虑劳苦,而国君却不断的使役他们;人民忧虑饥饿,而国君却加重他们的赋税;人民忧虑死,而国君却加紧用刑。这样,再加上亲近女色,疏远有德之士,虽然像鸿鹄之有双翼,过河之有舟揖,对国君能有什么作用呢?”桓公谦恭局促不知所措。管仲说:“从前先壬治理人民,看人民忧虑劳苦,国君就限定时间使役,人们就不忧虑劳苦了;见人民忧虑饥饿,国君就轻收赋税,人民就不忧虑饥饿了;见人民忧虑死,国君就宽缓用刑,人民就不忧虑死了。这样,再加上亲近有德行的人而远女色,那么,四境之内,对待君主就像父母一样;四境之外,归附君就象流水一般了!”桓公立刻中止打猎,拉着车绳上车了。他亲自驾车,管仲坐在左边,隰朋在右边陪乘。他斋戒三天以后,把两人接进供俸祖先的庙堂里,顿首拜谢说:“我听到你们两值的话,耳更加聪,目更加明了,我不敢自己独听这些话,要同时推荐给先祖也听到。”管仲、隰朋顿首拜谢说:“有像您这样的国君,这些话不能算是我们的言论,而应该归之于您的教导。”于是,管仲与桓公宣誓下令说:“老弱不处刑,犯罪者经过三次宽赦以后再治罪。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,市场只设官而不收钱,山林水泽,按时封禁和开放而不征赋税。”结果垦草成封,就泽而盐的人们,其归附之众,象集市一样。用三年训练人民,第四年,选拔贤能以配备官吏,第五年开始出动兵车。南伐楚国,靠近方城。又北伐山戎,拿出冬葱与胡豆等物,播于天下。果然成就了三次匡扶天子而九次召集诸侯的霸业。

  桓公曾在外面住宿而没有列鼎进食,内官中妇诸子对宫女说:“你们还不出来侍从么?君王将要外出了。”宫女们都出来侍从桓公。桓公发怒说:“谁说我要外出的?”宫女们说:“我们是听中妇诸子讲的。”桓公把中妇诸子召来说:“你怎么知道我要外出呢?”回答说:“据我所知,您凡出宿于外而不列鼎进食,不是有内忧,就是有外患。现在您出宿外舍而不列鼎进食,既然没有内忧,所以我知道您一定将要外出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,这本来不是我要说给你的,但你的话却说到这里了,所以我就告诉你吧。我想召集各国诸侯,而人家不到,该怎么办呢?”中妇诸子回答说:“我本人不去作服侍别人的事,别人也就不会给我做衣服。是不是您还有使诸侯不至的原由在内呢?”第二天,管仲上朝,桓公把这事告诉了他。管仲说:“这真是圣人的话,您必须照着办。”

  管仲卧病,桓公去慰问,说:“仲父的病很重了,这是无需讳言的。设不幸而此病不愈,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?”管仲没有回答。桓公说:“鲍叔的为人怎样?”管仲回答说:“鲍叔是个君子。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,不以其道送给他,他都不会接受的。但是,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。他为人好善,但憎恶恶人太过分,见一恶终身不忘。”桓公说:“那么谁行?”管仲回答说:“隰朋行。隰朋的为人,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。我认为,给人恩惠叫作仁,给人财物叫作良。用做好事来压服人,人们也不会心服;用做好事来薰陶人,人们没有不心服的。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,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,这只有隰朋能做到。而且,隰朋为人,在家不忘公事,在公也不忘私事;事君没有二心,也不忘其自身。他曾用齐国的钱,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,而受惠者不知道是他。称得上大仁的,还不是隰朋么?”桓公又问说:“我不幸而失去仲父,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!鲍叔牙的为人,好直;宾胥无的为人,好善;宁戚的为人,能干;曹孙宿的为人,能说。”桓公说:“这四人,谁能得到一个?他们都是上等人材。现在我全都使用,还不能使国家安宁,那是什么原故呢?”回答说:“鲍叔的为人好直,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直;宾胥无的为人好善,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善;宁戚的为人能干,但不能适可而止;曹孙宿的为人能说,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。据我所知,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,与百姓共屈伸,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,还不是隰朋才行么?隰朋为人,行动一定估计力量,举事一定考虑能力。”管仲讲完话,深叹一气说:“上天生下隰朋,本是为我作‘舌’的,我身子死了,舌还能活着么?”管仲还说:“江、黄两个国家,离楚很近,如我死了,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。您如不归还,楚国一定要吞并。他吞并而我不救,那不对;要去救,祸乱就从此开始了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仲又说道:“东城有一只狗,动唇露齿,一天到晚,准备咬人,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。现在的易牙,自己的儿子都不爱,怎么能爱君?您一定要去掉他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子又说道:“北城有一只狗,动唇露齿,一天到晚准备咬人,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之得逞。现在的竖刁,自己的身体都不爱,怎能爱君?您一定要去掉他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子又说道:“西城有一只狗,动唇露齿,一天到晚准备咬人,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。现在的卫公子开方,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来臣事于您。这就说明他的欲望是:从您身上得到的,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。您一定去掉他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子死了。死后十个月,隰朋也死了。桓公免去易牙、竖刁和卫公子开方。但由于吃东西五味不佳,于是又把易牙召回来;由于宫中乱,又召回竖刁;由于没有甘言蜜语在身边,又召回卫公子开方。桓公内不量国力,外不计国交,而征伐四邻。桓公死后,六子都求立为君。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,共杀百官,拥立公子无亏。所以,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,九个月没有安葬。齐孝公跑到宋国,宋襄公率诸侯伐齐,战于甗地,大败齐军,杀掉公子无亏,立了齐孝公而回。宋襄公共立十三年,齐桓公立四十二年。












本文关键词:管子(二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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